前言

人口增长、老龄化、城市化及移徙人口老龄化共同推动了全球老年移民规模的持续扩大；在我国，人口迁移家庭化和人口老龄化则共同促使老年流动人口规模逐步扩大。国际老年移民研究从迁移分析转向“在地”生活维度的考察，而国内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长期被淹没在流动人口或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对群体在流入地生活维度的分析尤为滞后。因此，本研究从健康维护、社区参与、生活保障、在场体验四个维度，度量并判断群体生存境遇的状况、分异及存在问题，对探索改善城市流动老人生存境遇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第一，描述了城市流动老人的群体肖像。流动老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低龄者显著多于中高龄者，在婚者明显多于不在婚者，中国共产党党员占少数，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等教育以下，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比例较低；从流动驱动因素来看，家庭支持型多于品质养老型和谋生经济型。流动老人初步呈现出在流入地社区稳定居住的特征：谋生经济型因在流入地经历了从年轻到老年的过程，居住时间较长，其稳定居住特征强于家庭支持型和品质养老型；在流动空间层级上，乡城型多于城城型，区内流动略高于区际流动，省际流动高于省内流动。群体流动路径兼具“循环式”和“一站式”，且以“循环式”为主体，品质养老型、援助子女的家庭支持型和谋生经济型多为“循环式”，投靠子女的家庭支持型多为“一站式”。

第二，刻画了城市流动老人的健康和健康维护状况。与生理机能退化相关的慢性病在流动老人中较为普遍，并成为困扰群体健康的主要因素；流动老人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整体较好，亦存在移民的健康选择性。在人口学特征和流动属性分类中，健康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谋生经济型生活方式最为不良。流动老人在场共享流入地健康管理服务水平较低且具体服务类别差异大，绝大多数人未能利用流入地社区的健康管理服务资源，同时又因为流动无法有效享受户籍地服务，这实质上造成了对他们福利和权益的双重剥夺；不同尺度分类中，流入地健康管理服务利用分化大，尤其是在受教育程度和流动时空分类中。

第三，回答了城市流动老人的社区参与图景。趋于“缺场”是城市流动老人社区参与的实在状态，他们多数虽处于社区的物理空间内，但并未活跃于社区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存在“身份在场而关系不在场”的问题；社区参与类型在低水平上有所分化，福利类社区参与高于发展类和组织类；在人口学特征和流动时空属性分类中，社区参与总水平以及福利类、组织类和发展类社区参与水平存在较大分化。流动老人的社区参与水平受健康状况、人力资本、环境特征和流动时空特征的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流动驱动因素分类中与福利类、组织类和发展类三类社区参与中具有异质性。

第四，分析了城市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生活保障。流动老人的整体经济状况尚可，住房设施完善性和宜居性整体较好，但部分谋生经济型老人不惜牺牲个人健康将生活成本压缩至最低水平，住房设施完善性和宜居性较差。“异地医保”问题较大可能地影响他们在流入地及时就医，并派生医疗费用报销不便利问题，对他们在流入地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有严重影响。在流动驱动因素分类中，品质养老型的生活保障水平优于家庭支持型和谋生经济型。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户籍地和居住地分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其在流入地的生活保障水平。

第五，讨论了城市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在场体验。家庭成员仍是流动老人最重要的非正式支持来源，且这种支持具有跨越空间阻隔的特点；半数以上流动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来自流入地社区的关心和城市关怀；在不同尺度分类中，在场体验评价存在分化，尤其在流动驱动因素和空间层级分类中表现突出。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生活表示“满意”的尚未成为主体，且群体内部分化大，个体的人力资本和流入地环境特征共同形塑了其生活满意度，因此，个体能动性和社会环境的支持与包容是形成良好生活体验的关键。

第六，综合评价了城市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生存境遇。流动老人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四个维度的模糊水平参差不齐，且在群体内部小有分化，其中健康维护和社区参与是其在流入地生存的短板；具体指标的隶属度在群体内部有明显分化，其中流入地健康服务使用、参加志愿服务、参加社区组织、接受养老服务、医疗费用报销便利性和城市关怀6个指标，对流入地生存状况水平的影响较大。在流动属性分类中，品质养老型的流入地生存状况优于家庭支持型和谋生经济型，省内流动者优于区内和区际流动者，在流入地长期居住者优于短期居住者，反映出流动属性、空间层级和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状况分异。

第七，提出了改善城市流动老人生存境遇的策略。本研究基于福利多元理论，明确了各主体在城市流动老人社会保护中的角色，指出了家庭的核心地位、流入地社区的基础作用、流入地城市的关键影响、工作单位的补充效用和社会组织的辅助功能；由此提出改善其生存境遇的行动策略：以政策创新推进流动老人友好型城市建设，以社区服务驱动流动老人融入流入地社区生活共同体，以家庭支持增强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生活的掌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