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套有关纠纷解决的系列教材，内容涉及纠纷解决原理，谈判（协商，negotiation）、调解（mediation ）等非诉讼解纷方式和各种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法律实务。教材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作为法学院教育和法律实务部门的培训教材，又是全新的。教材所阐释的是现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传统资源的一种继承与升华。

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作为当时的地方官吏，孔子在承担司法和纠纷解决职责时，也会像任何一位法官那样，遵循公平正义之道、按照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孔子和美国现代的霍姆斯大法官一样，都承认诉讼是“必不可少的恶”——虽然恶，但必不可少。法律指向为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行为的底线，由于社会存在利益纷争，存在各种形式的恶，存在不守法的人和行为，就需要国家司法机关通过诉讼主持正义，保护为被恶所践踏和侵害的善，为缺少理性的纠纷当事人作出裁判，恢复被纠纷和冲突破坏的秩序，因此，诉讼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孔子在忠实于自己职责的同时，更满怀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怀，以及一种对诉讼的批判和社会责任感。他深刻地看到了纠纷与诉讼中的“恶”，确信这种以国家权力和法律规则为名义的，最正当、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着种种局限与弊端，远不如他毕生追求的中庸、和谐、宽容、仁爱等美德。因此，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通过道德教化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努力使诉讼减少乃至于消弭。毋庸置疑，孔子的理想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而且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即使在古代中国的熟人社会，即使在儒家伦理被奉为国学的时代，不仅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如农民战争）总是阶段性地发生，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道德礼教也并不能阻止民间社会纠纷频繁、诉讼不断。自古以来，与“无讼”理想同在的，是载入史料的“健讼”、“缠讼”的事实；与官府不遗余力的“非讼”、“诫讼”之努力并行的，是没有终结的“上访”和“京控”文化。在今天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进程中，随着权利意识的高涨、熟人社会的解体、利益冲突的加剧和价值观的多元化、道德失范、社会风险的增加，毫无疑问，纠纷和诉讼的增加不可避免。此外，不可否认，孔子在非讼的同时，没有正面肯定诉讼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这种价值取向似乎与现代法治社会格格不入。对于深受法治理想话语浸染的现代公众，特别是法律人而言，诉讼的消失往往会被视为正义的消亡，他们不仅不可能信奉无讼理想，而且总要将其作为中国人权利意识淡漠、忽视法律、崇尚人治的经典证据。

实际上，对于孔子的思想内涵还可以作出一种辩证的理解或诠释。首先，孔子的非讼思想，不过是对诉讼的终极价值提出了批判，并没有不切实际地试图消灭纠纷，更没有以此推卸自己的职责；在当今社会，也有很多法官同样认为，依法裁判未必等于公平和正义，相比诉讼和判决而言，非诉讼或协商式方式解决纠纷往往具有更好的效果。其次，无讼的理想并非毫无依据的想象，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社区），都自然地存在着无讼的现象甚至“无需法律的秩序”（美国，埃里克森），通过道德教化、精神疏导、社会公平度的提高，有可能降低纠纷的密度和强度；依靠社区等共同体的自治、宗教戒律及自律机制等形成有效的治理，不仅有可能减少诉讼，而且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带来的风险和社会成本。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一些基层人民调解健康运行的地方，也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最后，在人类社会，纠纷本身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形态下，诉讼作为特定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本身更是不容否定，但任何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基层或社区，确实可以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诉讼作为治理目标，作为良好治理效果的标志，作为社会公正的指标，作为社会和谐的象征。当然，这种结果不可能通过禁止诉讼或压制诉求实现，而只能通过合理的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以及在纠纷发生后及时有效运行的协商和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机制，减少对国家权力以及强制性、对抗性和高成本的诉讼程序的启动和依赖。在这个意义上，无讼可以视为孔子提出的一种富有哲理和可行的治理之道，是一种在崇尚自然、情理、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

尽管西方人并不奉行孔子的价值观和理想，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崇尚诉讼，律师出身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次在律师协会的演讲中告诫律师们：劝阻诉讼吧。尽可能地说服你的邻居达成和解。向他们指出，那些名义上的胜诉者实际上往往是真正的输家——损失了诉讼费、浪费了时间。律师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将拥有更大的机会做个好人。其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诉讼也同样被视为一种“负价值”，并流传着各种谚语，例如，“诉讼会吞噬时间、金钱、安逸和朋友”（Lawsuits consume time，and money，and rest，and friend），“坏的调停胜于好的诉讼”（Un mauvais arrangement vaut mieux qu’un bon procès），等等。遗憾的是，正如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已经产生了对法律和诉讼的依赖症，人们选择诉讼往往并不是因为对它的认同或热爱，而是因为法律的触角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度，并逐步将其他机制从人们的选择中加以排除。人类社会对和谐、协商、非对抗纠纷解决方式的崇尚，长期以来一直被法律人“为权利而斗争”的口号所压抑，并被贬斥为前现代的社会意识。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在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法治与社会治理的规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运动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和全球发展趋势。追求非对抗、自治、效率、便利、参与、协商等价值的多元化理念，促成了大量新型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生和传统调解机制的现代转型，乃至于英国在世纪之交的民事司法改革中确立以减少诉讼为目标。如今，适应当代人价值观和利益的多元化需求，除了国家强制和法律诉讼之外，当事人可选择的程序和方式已经越来越多，法律与民间社会规范、诉讼与非诉讼、国家规制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协调与融合也更加开放和丰富，而法律人在非诉讼领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和社会责任担当。

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尽管从未实现过的儒家“无讼”理想一直遭到各种进步思想的批判，但是调解却在各种意识形态和体制下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社会保留着礼俗和中庸传统，毋宁说是由于近现代以来从西方国家移植而来的诉讼制度缺少与之匹配的程序公正理念、社会环境及文化，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人实现正义的理想方式，在这种背景下，调解等非诉讼机制（也包括信访）作为一种替代性机制或解纷方式，可以在司法、行政和民间社会中发挥特殊作用，弥补法律和正式制度、资源的不足，成为社会秩序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种缓冲、调节、更生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制进程起步较晚，而司法体制和诉讼程序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因此，社会对于法治的理解和宣传自始就带有强烈的理想甚至迷信色彩，在建构现代法律体系的进程中，社会和法律人都执著于诉讼的积极价值，而对其负面意义、局限性、成本和风险则三缄其口。在纠纷解决中，人们习惯将“法律途径”解释为诉讼或司法途径，并将其视为唯一正当、有效的解纷方式。将法律与国家规制和司法活动等同，将立法和司法视为法律与社会治理的全部。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法制建设、普法和司法改革中，人们不断地对“无讼”理想大加鞭挞，而以诉讼取代调解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和法律人的理想。

然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纠纷解决的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当社会转型期纠纷的复杂性、多发性与法律和诉讼机制的危机相遇时，人们不得不承认，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通过不断增加司法的量的供给，满足社会无限增长的需求，因为这种供求失衡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而且可能会通过机制的便利而被更多地诱发，乃至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和诉讼依赖；另一方面，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未必能得到期待中的正义结果，而以高昂的成本赢得“零和”结果，乃至两败俱伤的结局屡见不鲜，更何况道德成本、关系破损、民间规范的失落和“案结事不了”等社会效应。正因为如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意义并不是仅仅为了应对所谓“诉讼爆炸”，即从量上扩大司法的利用，更重要的是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使纠纷解决从国家和法律人的垄断下向社会开放，从事后的救济提前到预防与早期介入，让当事人、社会力量、专业人员等都参与其中，从而使纠纷解决更加经济、及时、合理，并兼顾法律与道德、情理和各种利益的协调，真正达到“案结事了”。这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实际上是孔子的理想和现代法治社会的治理理念的交汇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全面取代或消灭诉讼，而只是对诉讼依赖和单一化思路的拨乱反正，重新认识和发挥调解等非诉讼机制的功能和价值。

随着ADR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世界各国的纠纷解决研究和教育也在逐步普及和拓展。在司法、行政和民间性ADR协调发展的格局下，来自各种专业背景的调解人和仲裁员开始形成了一个新型职业群体。为此，许多专门性的纠纷解决学位课程、职业教育项目和培训应运而生，成为调解人或仲裁员资格准入的前提或职业保障。很多大学法学院开设了纠纷解决理论和实务技能课程，甚至已经将其列为必修课。而法官和律师职业群体，顺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司法社会化趋势，不仅积极推动ADR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而且自身也成为调解或和解的积极参与或推动者，并导致法律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的重要转变。纠纷解决人员的职业化、专业资格准入和教育培训，尽管有着多元的价值、目标和路径，但共同之处在于，通过不断加强广大纠纷解决的实务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行业自律和技能，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公信力和实际功能，使社会公众和当事人熟悉、信任、乐于选择ADR解决纠纷，推动其扩大和普及，并由此实现社会的多元化和善治。因此可以说，纠纷解决教育和培训是打造善治基础的一项社会工程。

近年来，在建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和行业组织以及传统的人民调解组织都在适应当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实践需要，不断创新机制、完善程序，提高纠纷解决的技能和规范性。为此，调解等纠纷解决业务和技能培训的需求不断增加，标准不断提高，而法律院校也开始在法律硕士培养方案中将法律谈判课设立为实践必修环节，标志着非诉讼纠纷解决实务课程即将开始全面进入法学教育领域。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书本知识和学历教育，而对于经验、技能的总结、传承则相对鄙视，实务教育与培训历来十分薄弱。在学术性和体系性法学教育中，各种实务技能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绝大多数法学院系尚未真正展开纠纷解决课程，仅有一些侧重讲授原理和制度、法规的“调解法学”或“调解学”课程，由于脱离实践，法科学生很难由此获得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认同及有关的知识、兴趣和行为规范，遑论成为调解或纠纷解决的能手。而实务界同样缺乏高水准的纠纷解决培训教材，在多数调解培训中，或者以介绍实体法和现行制度为主，或者直接采用国外的调解教材和教学模式，由于缺少针对性和中国实践特色，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针对我国纠纷解决培训的实际情况，汕头大学长江谈判与争议解决中心（CKND）和中国人民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DRRC），组织国内一些有关专家学者，并参考实务部门的培训需求和经验，编写了这套纠纷解决专门教材。

汕头大学长江谈判与争议解决中心（CKND）为本套教材的编写、出版提供了资助。为此，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出版单位深表感谢。

这部系列教材的策划和推动者都是我国大学法学院中最早成立的纠纷解决研究机构，它们始终致力于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实践、教育培训和制度建构作出贡献，近年来与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仲裁、人民调解、各专业领域、行业协会以及从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行政机关、实务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在理论研究、立法、司法解释和制度建构、创新以及实务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合作开发的这套系列教材，原则上定位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修或选修教材，同时能够作为其他有关实务部门的培训教材。本书在编写中注重理论体系与实务技能培训相结合，国际标准与中国纠纷解决的实际相结合，在教材内容上兼顾原理、制度、法律与实务技能，适应法学院教育及实务部门调解培训的需要和各自的特点。注意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依据社会主体和当事人的行为方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针对我国法学院学生及实务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实际需要，设计教材的内容和重点。教材具有独创性和前沿性，根据法律制度、纠纷性质、纠纷解决的专门化或专业性、程序和方式等不同标准，形成有区别但又相互关联的教材体系。同时，注重研究借鉴当代世界各国ADR理论与实践经验，充分反映国际最新信息和研究成果，力图使其达到国际同类教材的水准，但力戒盲目照搬和简单模仿。

我们衷心希望，这部教材能为在我国普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传播和系统阐释非诉讼纠纷解决原理，促进各国纠纷解决制度和经验的交流借鉴，提高法律专业学生和实务工作者的操作技能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