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Preface

自2003年以来，我国翻译研究见证了一个新兴翻译研究学术论域的出现，它就是应用翻译研究。应用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翻译的次范畴，如今在我国译学界已广为人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它的理解已经达成了共识。有关应用翻译及其研究内涵与外延的质疑与争论，从它出场开始，持续至今，今后也还将继续。这种质疑与争论，不仅发生在应用翻译研究系统内部，也出现在应用翻译研究系统外部。也许有的学者对于学术质疑与争论总是持谨慎态度，担忧质疑与争论会颠覆已取得的成果，但这种担忧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质疑与争论，其本身就是话语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分、有效的质疑与争论有益于将焦点问题进一步概念化。应用翻译、应用翻译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标识性概念，正是在持续的质疑与争论中确立起来，循序渐进且扎实有力地融入我国翻译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之中。诚然，如果相关质疑与争论始终停留于焦点问题本身，未能在议题上进一步拓展，必将导致相关研究陷入僵化，引发某种反常现象，甚至使研究误入歧途。

几乎没有什么当代的见解不能在以往富有启发意义的知识话语中找到依据。我国的“应用翻译”这一概念，是伴随着“应用翻译学”出现的，“应用翻译学”又是继“翻译学”之后才有。在“翻译学”之前，林语堂已经在1933年发表的《论翻译》一文中使用了“译学”这一概念。“翻译学”这一概念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1年，董秋斯在其《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随着全国翻译计划的完成，我们要完成两件具体的工作，写成这样两部大书：一、中国翻译史；二、中国翻译学”（罗新璋、陈应年，2021：612）。此后，1983年，高烈夫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撰文《“翻译”与“翻译学”》；1984年，王德春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撰文《论翻译学和翻译的实质》；同年，董宗杰在《中国翻译》上撰文《发展翻译学，建立专业队伍》；1987年，谭载喜在《中国翻译》上撰文《必须建立翻译学》；同年，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再次发文《论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其任务是对翻译过程和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的描写，揭示翻译中具有共性的、带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上升为能客观反映翻译本来面目的理论，同时，它又把通过描写、归纳而上升为理论的东西作为某种准则，以便指导具体的翻译工作。这就是译学理论的两个功能，即它的描写功能和规范功能，同时也是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所在”。在同一篇文章中，谭载喜（1987：17）认为，“从内容上看，翻译学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不难看出，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实际上与詹姆斯·霍尔姆斯（J.Holmes）在其“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提出的“翻译研究”基本相似。所谓的“应用翻译学”也就是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普通翻译学”即General Translation Studies；而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则转换为“特殊翻译学”，有时也被直译为“描述翻译学”。霍尔姆斯认为，“翻译描述提供基本数据，翻译理论在这些数据上建立，这两者所提供的学术发现又在应用翻译研究中投入使用”（谢天振，2008：216）。同样，谭载喜（1987：17）也强调：“任何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翻译理论都应当是普通译学、特殊译学和应用译学研究的结晶……研究普通翻译学的人必须有特殊译学知识（包括翻译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研究特殊翻译学的人必须有普通译学的知识作为指导，而研究这两者的人则同时都应注意对应用翻译学的探讨，从理论的实际运用中获取反馈信息，不断使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由此可见，“应用翻译”最初并非作为单独概念出现，而是与“学”或者“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应用翻译学”或者“应用翻译研究”，事实上就是理论在翻译研究的应用，与后来方梦之所倡导的以“应用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翻译研究”并不一致。

方梦之（2024：232）主张的“应用翻译研究”，是以“应用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概念。其中，“应用翻译”相对独立地构成一个概念，且具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指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同时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的翻译行为。这一含义借鉴了法国翻译理论家德利尔（J.Delisle）提出的“语用翻译（pragmatic translation）”，即“运用语用学知识对应用文本所进行的以传达信息为根本目的的翻译”。其二指应用文体的翻译文本，“对应用翻译的定位其实是对翻译客体——文本的定位”，其含义源自科技翻译（technical translation）、实用翻译（practical translation）、特殊翻译（special/specialized translation）或非文学翻译（non-literary translation），“根据实际情况，我们所说的应用翻译范围较广，即包括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类文字，涉及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经营活动等方方面面，但不包括文学及纯理论文本”。二者相结合，共同构成一个集合性概念，以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这种“应用翻译研究”，是以文体学、文本类型理论和实用主义为取向的翻译研究，彰显了数量众多、范围广泛的应用文体或实用文本类型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体现了从事非文学翻译的学者对于长期以来翻译研究由文学翻译所统辖的一种反思，更开辟了一个既有别于文学翻译，又与其形成互补关系的翻译研究新论域。

对于应用翻译研究而言，除了弄清楚其含义的历史来源之外，还要检视其现实基础与当代价值。一个概念或者理论，只有当它具有确定的现实基础和当代价值，才可能具有适当性。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2：82）人的认识离不开其社会基础，而社会基础自然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应用翻译研究是契合社会发展而生，自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而起。历史中存在的非文学翻译事实，社会中不同文本类型的持续增长，都是生成“应用翻译”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基础。另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非文学翻译现象，不同话语之间的认知方式、功能设定以及价值取向日趋互不相融的差异化，各具特色的论域涌现，彼此挑战有效性与合法性。其结果，必然导致翻译研究的碎片化，故此，人们也急需提出一个能够与文学翻译相对应的概念，将文学翻译之外的各种翻译，如宗教翻译、科技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外交翻译、学术翻译、法律翻译、医学翻译、军事翻译、广告翻译、时政翻译、会展翻译、网络翻译、智能翻译、技术翻译等都包含进来，形成一个涵括性概念（umbrella concept）。诚然，“非文学翻译”是一个可选概念，但它显然不能摆脱文学的影响，仍然是笼罩在文学阴影下的概念，而其他的概念，如实用翻译、特殊翻译等，都具有相应的局限性。因此，方梦之（2023：2）以其敏锐的学术创新精神，捕捉到了学术进步的契机，认为“应用翻译大有可为，……是时候把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应用翻译工作者团结起来，共同来研究它的共性和特殊性，加强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推动应用翻译教学的发展”，从而对传统的非文学翻译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旗帜鲜明地提出构建应用翻译研究知识体系。

“应用翻译”基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从“翻译学”中剥离出来，形成相对自洽的独立概念，并据此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翻译研究”，赋予其更科学、有效地实现翻译研究当代价值的使命。而“应用翻译研究”这一概念，鉴于其多元的生成基础，天生就具备了最基本的两种指向：翻译理论的应用研究和非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这两种指向也构成当下人们对于“应用翻译研究”最广泛的常识性认知，由此也赋予“应用翻译”这一概念两种含义：“理论应用于翻译”及“应用的翻译”。

然而，随着翻译研究以及应用翻译研究本身的不断发展，仅仅赋予“应用翻译”这两种含义已然不足以充分、有效地发展“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应用翻译研究作为与文学翻译研究形成对应互补关系的翻译研究重要分支，不可能简单地套用文学翻译研究或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可能不去建构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即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也不可能缺失对应用翻译史的观照，更不能不发挥它的批评功能。由此而言，我们自然需要契合应用翻译研究的应用翻译理论与方法论、应用翻译史、应用翻译批评。而要形成具有鲜明应用翻译研究特色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应用翻译史，发挥超越文学翻译研究的批评功能，我们就有必要赋予“应用翻译”更具特色的含义，即它的第三种含义——翻译的应用。

翻译在人类文明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几乎从来没有人系统地对翻译的作用进行过科学的研究，大量研究都呈现个案性和碎片化的特征。诚然，许钧在最近为《中国译学大辞典》（2024）撰写的“翻译”条目中，在他先前的认识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原来翻译价值的五个方面拓展为六个方面：语言符号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成价值、历史价值和创造价值。的确，基于其中某个方面价值的探索时有出现，但对翻译的应用予以系统化研究的成果仍然阙如。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尚未将“翻译的应用”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使得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应用及其作用，至今仍未能得到有效的呈现并深入人心，进而使得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并不充分，更遑论形成系统化的完整认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借助应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的发展来进一步拓展“翻译的应用研究”，使得“翻译的应用研究”真正成为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升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从而完善翻译研究的知识话语体系。

事实上，应用翻译的这三层含义——理论应用、应用文体的翻译及翻译的应用，独立使用时只有应用文体的翻译属于翻译实践层面，而其他两种含义都与应用翻译研究密切相关。而本书的主旨显然不是应用翻译研究（有关这方面内容，可参阅《应用翻译研究探索》）。有鉴于此，我们应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邀请，组织编写了这本《应用翻译概要》，对应用翻译（尤其是应用文体翻译）所涉及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简要概述，全书共分10章，除第1章《绪论》和第10章《人工智能时代的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危机抑或机遇（代结语）》之外，其他章节都集中讨论某个专题。各章编写人员及编写内容如下：

傅敬民——《前言》、第1章《绪论》、第4章《应用翻译功能》及第10章《人工智能时代的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危机抑或机遇（代结语）》

袁丽梅——第5章《文本类型》及第6章《术语翻译》

喻旭东——第2章《应用翻译理论》

孙吉娟——第3章《应用翻译策略》

韩淑芹——第7章《应用翻译家研究》

吕红艳——第8章《翻译教育》

张开植——第9章《翻译技术》

本书着重展现应用翻译及其研究的现状，尤其关注应用翻译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同时，探索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此外，每章末尾附有若干思考题，旨在为有志于从事应用翻译研究的学生、教师及感兴趣的学者等，提供有关应用翻译的问题反思及研究路径。

应用翻译研究方兴未艾。本书的观点仅代表编著者的一孔之见。鉴于编著者水平所限，本书必然存在诸多可供同仁批评指正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进一步修正完善。

傅敬民

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