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基础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创立的，他提出了新的 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 理论最早于1911年提出，建立并全面发展了一个新的经济范畴， 当时这个概念被称为“新组合”，即今天的“创新”。本书中， 我试图全面介绍和解释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包括当前已经鲜为 人知的贡献。 当然，读者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理论 假设。这些假设是100多年前发展起来的，而今天“创新”一词 已经成为最普遍的流行语之一。本书中，我试图给出答案，揭示 这一现象的方法论性质。更重要的是，这种争论在今天的许多案 例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的经济学教材没 有从方法论角度详尽阐述熊彼特的理论，毕业生却在实践中面临 着创新和创新政策的广泛传播。然而，这种逻辑上的不合理并不 是我写这本书的唯一动因。在给那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 出经济发展解决方案时，同样存在着一个神秘的悖论。  16 当今盛行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常常被认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甚 至在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强加给一些国家（或地 区），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则被认为是异端，只适用于富裕 国家。但如果熊彼特的概念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那么它必然 对任何国家都具有适用性。与此同时，成功的技术创新使国家富 强这一明显的历史证据，由于某些原因却被忽视了。中国、韩国、 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几十年前还不属于发达国家，但在经济政 策上贯彻了熊彼特范式的理念后，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成功的 案例，但这种案例为什么少之又少？为什么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不能效仿这一经验呢？ 本书的分析表明，这些悖论不仅是因为两种学说的基本原理 不同，而且是由于学界对熊彼特的思想及其应用缺乏深入的理论 认识。例如，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熊彼特的著名比喻—“创 新就是创造性破坏”经常被引用，但是熊彼特理论的主要核心— “创新是确保国家经济真正发展的关键因素”却常常被忽略。 如果仅仅把创新看作是对现有经济技术结构的破坏，就会产 生这样的问题：新技术能否保持国家先前实现的财富水平？创新 型产业能否吸纳因为创新现代化而释放出来的人力？当前主流经 济理论的方法论框架大多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熊彼特的经 济周期理论和现代新熊彼特主义的技术范式理论给了我们答案。 它们揭示了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创新对经济的“创造性破坏”， 而是因为经济中缺乏创新。正是技术创新的出现和实施确保了对  17 危机的克服和经济增长的恢复。 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为新古典主义的追随者所提出 的另一个貌似很有“杀伤力”的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从哪 里获得创新发展的资金来源？哪些经济部门的资源应该被剥夺， 以重新分配这些资源来支持创新？根据新古典主义者的观点，答 案是我们无法从内部经济中获得这些资源。如果我们这样做了， 这将是一个简单的部门间总附加值的再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上文提到的新古典主义结论，即创新发展不 适合贫穷或不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缺乏进行创新发展的金融资本。 然而，创新发展理论表明，在“静态”经济模式下，即使是 发达国家也没有这种资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熊彼特的敏锐发 现是，创新本身创造了必要的金融资本。这是由于信用机制满足 了创新所产生的新需求。这种金融资本最终成为一种新的附加价 值，在统计上被记录为经济增长。 我想强调的是，熊彼特的这项发明也为经济理论中一直存在 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种独创性的解决方案：经济体系附加值的本 质是什么？新古典主义没有给出答案。实证分析记录了附加值的 存在，但未能对其经济性质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虽然批评了劳动价值论，但并未对这个核心问题给出答案。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解答了这个问题，证实了在一个封闭的经 济体系中，创新能产生新的价值。 本书中，我试图证明熊彼特的这一概念性发现可以成为创新  发展政治经济学新学说的一个基本范畴。“创新”这一理论范式 开辟了一种方法论视野，有助于我们找到应对实际挑战的有效解 决方案，包括恢复和支持经济增长，确保穷国和富国发展的趋同 进程，形成有效的追赶政策，消除贫穷和减缓收入不平等的增长， 预测和克服经济和金融危机等。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同 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 提高工资能确保教育和研究开发的经济合理性，在不损害财政稳 定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 承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也能重新界定公共行 政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尽管为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由经营创造 条件仍然至关重要，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仅靠自由竞争的市 场并不能确保广泛和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是由于此类活动的高风 险、缺乏风险贷款的担保抵押品、形成对创新产品市场需求的过 程存在时滞，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创新者垄断的形成、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不足、私营市场参与者对创造必要公共产品的兴趣较 低，而这些公共产品可以使该国的教育和研究潜力得到长期发展。 有效的政府机构必须消除这些障碍，以确保和支持创新活动。所 有的发达国家都已建立并继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生态 系统，以及国家、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这绝非巧合。 尤里·巴扎尔（Iurii Bazhal） 乌克兰国立基辅–莫希拉学院经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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