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正在逐步成为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而城市设计作为塑造和干预城市空间的重要技术手段，早已摆脱了单纯的美学控制功能，走向更加广泛的公共政策范畴。当前我国城市更新制度建设中城市设计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使得城市更新的空间质量、过程效率、多元价值难以得到保障。英国著名学者马修·卡莫纳教授于2017年提出的城市设计治理理论为破解这一局限提供了新思路。 《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治理：英国实践与中国探索》从分析设计质量对于城市更新的价值，以及城市更新中设计思维与规划思维的差异入手，回溯中英城市更新运作环境的演进历程，系统介绍英国城市更新和城市设计治理的基本理论、政策体系，对中英两国城市更新中具有城市设计治理性质的实践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引导工具、激励工具、知识工具等十五种城市设计治理工具的应用情况，进一步构建了城市设计治理作用于城市更新的方法体系，提出面向我国国情的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治理复合路径，以期完善我国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制度建设的短板，使城市设计从管理控制模式向综合治理模式延伸。 《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治理：英国实践与中国探索》对于我国城市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及现实意义，是城乡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学专业的高校师生、城乡规划师、建筑师、政策决策者及城市开发管理者了解前沿理论不可或缺的读物。

祝贺，北京建筑大学城市规划系讲师，清华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管理与治理、城市更新制度与政策、城市治理理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重大科技攻关与能力建设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篇；参与出版《城市更新制度建设：广州、深圳、上海的比较》《城市设计治理：英国建筑与建成环境委员会（CABE）的实验》《设计城市：基础—原则—实践》等专著或译著6本。曾赴伦敦大学学院开展访问研究，合作导师为马修·卡莫纳教授；曾任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城市设计项目中方助教。作为核心设计人员参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项目20余项，参与的项目曾获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一等奖、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评选二等奖、江苏省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三等奖。

序一 让城市设计成为城市治理的有效工具 记得20年前赴欧洲访问期间去各种设计类的学院拜访，留下一个个深刻的印象，它们在教学中使用的技术工具是最新的，有许多甚至还没有商用化，尚处于试验版的阶段，课堂上讨论的问题也很“脱离现实”，不少对未来社会需求的预设场景尚来自技术进步影响的假说，或是社会改革理想的畅想。一位参加座谈的教授讲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的，当我的学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时，已是若干年之后了，他们的本领不是为当下准备的，而是为未来预备的。”对此观点我深以为然。 无疑，城市设计甚至是一个比现代城市规划更久远的话题，其美学秩序追求、社会礼制映射和技术规制建立，牵强一点讲可以追溯到《建筑十书》《周礼·考工记》那个十分遥远的时代，而围绕这一探索的各种经典著作，或者说这些经典著作中的“图理”“图论”部分，仍然占据着当代中国高校城市设计教材的主体部分，并被奉为圭臬。实践中的城市设计也没有从比较单纯地追求“空间秩序”的桎梏中摆脱出来，不断重复着“精英美学”和大一统“城市风貌”、简单粗暴的“大师梦”。当这些源自学界和技术界的流弊渗透进城市建设管理的决策进程时，求奇求怪或求整齐划一，追逐昙花一现的眼球吸引，或洁癖严重的环境整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当2018年祝贺和我谈他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并决定做此选题时，我是十分兴奋的。“城市更新”和“城市设计治理”这两个主题词都事关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说实话，我从骨子里是不喜欢“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这个词的，它在20世纪就被美国人“玩残”了，成了大拆大建的代名词，逼着学界不得不另辟新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