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从世界到中国，都在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无论是国际风云变幻，还是国家战略转移，抑或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都会 带动区域经济大洗牌，重塑城市矩阵。在国际上，“纽伦港”a三大国际金融中 心的崛起，硅谷、波士顿、筑波科学城的横空出世，与底特律、鲁尔等“铁锈地带” 的衰落可谓互为表里。在国内，四大一线城市的成形、沿海工业城市的集体跃升、 中西部强省会的突飞猛进，与传统大区中心的光环不再、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沉浮、 “三不靠”b地市的边缘化，同样呈此消彼长的关系。 城市竞争，不进则退。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永葆青春，后 来者总能借助新的时运脱颖而出。正如我们难以想象，曾经作为美国第四大城市 的底特律，从繁荣到衰落不过几十年时间；同样难以想象，香港、深圳，从曾经 的“小渔村”跃居为国际大都市，珠三角地区从遍布农田到成为 “一地堵车、全 球缺货”的“世界工厂”，也就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每一场城市变局背后， 总是潜藏着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国际关系变迁、政策变动的影子。 回顾历史，我国经历了几次城市大变局？面向未来，哪些城市将会脱颖而出？ ..重工业城市的黄金年代 1978年，还是东北城市的高光之年。在当年的全国十强省份中，东北三省居 a　纽伦港（Nylonkong）是世界三座重要的城市纽约（New York）、伦敦（London）、 香港（Hong Kong）的合称。 b　这里的“三不靠”指的是不沿海、沿江、沿边，不毗邻中心城市，不属于大城市群。  II 解读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 中国城市大变局 其二；十强地市中，东北“F4”（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全部在列；二十 强城市里，大庆、鞍山在一众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中显得极为醒目。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增长奇迹当属深圳，那么计划时期挑起经济和工 业大梁的无疑是东北。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以此迅速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东 北成了重工业时代的弄潮儿。国家“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东北拿下了 1/3，总投资额更是占了44%，由此开启了东北一众地级市借助重工业崭露头角 的历史。在此期间，东北形成了以沈阳为核心的机械制造基地、以长春为中心的 汽车工业基地、以鞍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大庆为中心的石油基地、以吉林为 中心的石化基地、以黑龙江“四大煤城”为主的煤炭基地，先后带动各大地市的 崛起，更让“共和国长子”的威名响彻大江南北。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东北一直都是我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基地，也 是极其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高峰时期，东北三省工业比重占全国的1/4以上，钢铁、 水泥产量占全国一半，煤炭产量占了3成左右，石油、木材产量和外调量位居全 国首位，诞生了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列内燃机车、第一 艘万吨轮、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第一台数字机床……数百项打破历史纪录的 第一，都诞生于此。 在重工业时代，东北的地位堪比如今的东南沿海。一如东南经济大省通过财 政转移支付反哺中西部，当时的东北也通过产业转移助力西部地区摆脱了工业“一 穷二白”的历史，为后来的城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出于外部国际环境和改善工业布局的需要，我国启动了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 大量东北的工厂、技术装备、管理及技术人员迁到内地，形成东北支援西部地区 的局面，重塑了这些地区的城市格局。西部钢城攀枝花、中部汽车城十堰、西南“煤 都”六盘水、西北有色金属重镇金昌，均是脱胎于此；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 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也不乏东北地区的助力。 时过境迁。随着工业化战略转移，加上市场经济确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产 业革命巨变，如今东北不复当日荣光。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临城市收缩的困局， 盛极一时的老工业基地直面产业转型升级的难题，发展又遭遇了自然人口负增长 叠加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更是误伤了整个东北的招 商引资。东北振兴，道阻且长。  III 序言 ..沿海城市集体崛起的逻辑 沿海城市集体崛起，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壮观的区域经济现象。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加 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市场，成为“国际大循环”的 重要主体。这一阶段，率先对外开放且最早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沿海城市，成了 最大受益者。以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设立为起点，1984年 上海、广州、天津、宁波、福州、大连等首批14个沿海城市开放，成立第一批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继，再到珠三角、长三角、闽南三角区以及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次第开放，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得以确立。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加入 WTO，外向型经济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高峰时期，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 60%以上，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2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之一。 不过，东部优先发展，沿海率先开放，并不是沿海城市崛起的全部逻辑。政 策助力必不可少，但政策只有用在对的地方，才能发挥事半功倍之效。沿海城市 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偶然，而是与其区位优势、市场意识密不可分。一个常识是， 在全球化时代，谁靠近港口谁就接近国际市场。研究表明，离港口距离的远近， 可以解释不同区域生产总值差异的40%。另一个常识是，当经济从计划模式向市 场模式转型，谁能率先迈开脚步，谁能最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谁就能 在竞争中先行一步。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乡镇企业崛起，从县域经济横空出世， 再到外贸经济大行其道，走在前列的一直都是东部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 纵向的行政发包制和横向的政府锦标赛的存在，让地方竞争成为可能，最大程度 激发各地做大经济的动力。可以说，区位优势、改革红利、市场意识、地方竞争， 外加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才让东部地区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领跑者。 珠三角最具代表性。改革开放之后，原本以农业为主的珠三角地区之所以 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一方面在于毗邻港澳、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 优势，通过承接来自“亚洲四小龙”的转移性产业，从“三来一补”的加工制 造业起步，迅速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率先开启了从“中国加工”到“中 国制造”再到“中国智造”的三次飞跃；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 广东率先“杀”出一条血路，在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土地制度改革等几乎所 有重大领域都先行一步。如今，面对经济从高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  解读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 中国城市大变局 型，大国博弈如火如荼，广东再次率先喊出“改革开放是广东最鲜明特征，高质 量发展是广东最光明前途”的口号，以此“再造一个新广东”。 当然，随着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在种种超预期 因素冲击之下，全球经济面临着长期的不确定性，外贸必然会随之而波动，这对 过度依赖外贸的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战，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城市大洗牌。 ..从海权崛起到陆权复兴 过去10多年来，南北差距取代东西差距、陆权复兴与海权衰落之类的说法 不绝于耳。这背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 西安等中心城市的集体晋级，成了最大注脚。一个佐证是，近年来，我国西部地 区经济增速一直领跑于各大区域。2000—2022年，中部、西部地区经济比重分别 从20%、17%提高到22%、21%；另一个佐证是，2010年至今，在主要经济强 市及省会城市中，GDPa增长最快的10个城市中，一半位于中西部，且增幅最大 的贵阳属于名副其实的西部省会。 中西部地区的崛起，一个原因来自区域战略的转移。2000年以来，我国一改 改革开放之初以沿海优先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了东部、中部、西部和 东北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此，我国先后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 三大区域战略，大投资、大项目、大基建开始向这些区域倾斜，西部地区更是获 得了鼓励类企业15%所得税优惠的政策照顾，而来自东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与 日俱增，有力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二是大基建、大投资的落地，扭转了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投资是驱动经济 的“三驾马车”之一，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较快， 早已迈过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人口 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度落后于东部。近年来，随 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加上“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等 目标的提出，中西部地区迎来大基建、大投资井喷的新时代，经济得以突飞猛进， 且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为此提供了佐证：2013—2021年，中、 西部地区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10.8%、8.9%，远高于东部的7.9%；中西部地区占 a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为表述方便，本书中对于地区生产总 值采用“地区名+GDP”的形式。  序言 全国投资比重从2012年的45.3%提高到2021年的52.5%。 三在于陆港、空港、陆海新通道的确立，让内陆开放成为可能。过去，沿海 城市凭借接近国际市场的港口优势，外贸经济突飞猛进；中西部地区由于距离及 运输成本限制，在产业竞争上一度处于下风。如今，随着高铁、高速、机场、运 河等多种交通设施的完善，尤其是航空货运枢纽、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横空出世，让中西部地区得以从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根据《中国海关》杂志 发布的外贸百强城市名单，2010年，中西部城市无一入围20强，而在2018年已 有重庆、西安、郑州、武汉、成都5个城市入围，未来这一名单还有望扩容。 四在于产业西移，助力内陆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由于土地、劳动力成本抬升， 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迁移，一部分到了东南亚地区，一 部分来到了我国中西部。劳动力人口众多、能源丰富、市场庞大，叠加内陆开放 的时代潮流，中西部地区成了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等产业的主要承接地， 成渝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河南的手机制造、贵州的大数据产业的崛 起均得益于此。 不过，大投资固然扭转了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但也埋下了债务高企的种子， 给未来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隐患。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络的日益完善、县县 通高速目标的达成，加上投资边际效益不断走低，中西部地区投资动能势必不断 放缓，失去了投资驱动之后，如何重塑新的增长动能，无疑成了关键。同时，产 业西移，给了西部地区更强的底牌，但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受到地缘等因素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可能将会面临与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持续竞争的压力。 ..“强省会”何以后来居上？ 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强省会”的梦想。近几年，除了广州等个别地区外， 几乎所有省会都加入了“强省会”的大合唱，试图通过做大省会城市，凸显全省 在全国的位置，以此竞夺更多的战略、规划、资源和产业。根据最新数据，在27 个省会/首府中，省会经济占全省比重超过50%的有2个，超过30%的多达10个， 只有南京、济南、呼和浩特三市低于15%。 “强省会”背后的经济逻辑和现实逻辑不难理解。就经济逻辑而言，经济集 聚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以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同样得到现实世界 的检验；而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环境、产业承载力，也得到了政策支持。  解读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 中国城市大变局 就现实逻辑来看，一个省份，如果连一个显眼的大城市都没有，恐怕连参与区域 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遑论在重大国家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在中心城市、都市圈、 城市群战略日益明显的今天，没有中心城市，就没有引领者，无论是人口竞争还 是产业竞争，都缺乏“领头羊”。用马太效应对抗马太效应，用大城市对抗大城市， 成了许多中西部省份的共同选择。 不过，大多数城市打造强省会的传统路径，是扩容和集聚全省资源，要么通 过合并周边地市，迅速实现外延式扩张，要么通过撤县设区等方式，做大中心城 区能级，更有甚者，将全省的优质资源、一流企业汇聚到省会。这一模式在中西 部省份可谓无往而不利，省会一市独大，很难形成一个副中心城市，普通地级市 很难超出省域范围寻找更多机会。但在东部地区，由于普通地级市也不乏主导产 业，部分省份的省会更不是省内的第一经济大市，往往更易形成“双子星城”或 者“三城鼎力”的相对均衡发展格局，单纯做大省会并不容易。 然而，新冠疫情暴露出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短板，让人们开始审视大城市 过度扩张带来的弊端；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加上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地缘 关系，立足于战略安全、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大城市的扩张受到一定限制，而 省域副中心开始陆续登场。从政策层面来看，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省 会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严控撤县建市设区等要求被不断重申，而省域副中心则得 到了中西部多个“强省会”省份的鼎力支持，四川的绵阳、宜宾、南充等，湖北 的襄阳、宜昌，河南的洛阳、南阳，湖南的岳阳、衡阳，安徽的芜湖，江西的赣州， 广西的柳州、桂林……纷纷被确立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承担起在省会之外打造第 二增长极的重任。 省域副中心的推出，固然对强省会模式提出了挑战，但由于实力悬殊，副中 心最终能否独当一面，仍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一个潜在的共识是，弱省需要 强省会，而强省需要多中心。对于经济弱省来说，人口流失的局面需要扭转，东 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需要争取，无不需要强省会赤膊上阵；对于经济强省来说，经 济强市众多，省会想要一家独大也不容易，关键是要区分好省会与经济强市之间 的功能定位，让省会更好发挥省会功能，经济强市更多发挥经济功能。至于中西 部已经做大了强省会的省份，省会再继续膨胀，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培 育多个副中心城市，无疑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如何在 “强省会”和“多中 心”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对所有城市的考验，也决定了新一轮城市洗牌的力度。  序言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大洗牌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才是重塑区域经济的终极力量。过去几年，全球围绕 着芯片、人工智能、5G和6G、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科技领域，展 开声势浩大的科技战、产业战，而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部署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新兴 产业对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的颠覆，一如当初沿海外贸城市对传统重工业城市 的洗牌。 目前，在多个领域，新兴产业已成席卷之势：一是新能源汽车，打破过去几 十年由燃油车企构筑的企业矩阵及城市支柱产业体系，一些传统汽车工业大市， 一旦在新能源的时代浪潮中跟不上脚步，就会彻底败下阵来，势必对经济形成一 定拖累。二是数字经济，21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崛起，让一众城市勇立潮头之上， 这一次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数 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 键力量。为此，2023年，我国将数字中国建设情况作为政绩考核评价的参考。任 何事情只要纳入政绩考核，都意味着政策力度的提升，有望带动“你追我赶”的 城市竞争，过去的“GDP论英雄”如此，后来的“亩均论英雄”如此，数字经济 同样如此。三是人工智能，2023年前后，ChatGPT横空出世，上线不到两个月就 收获1亿月活跃用户，创下了史上之最。第一次让所有人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直 接冲击，其影响遍及知识生产、信息传播、智能制造等几乎所有与信息技术相关 的领域，堪称生产力革命。一些传统行业或将萎缩，部分重复性强、创造力不足 的工作或将被取代，而新的工作模式也将诞生，以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 的城市或将从中受益。 回顾历史，从18世纪的机械革命，到19世纪的电气革命，再到20世纪的 信息革命，以及正在扑面而来的智能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动国际、区域 和城市实力的洗牌。谁能站在科技革命的最前沿，谁能在新兴产业的争夺战中走 在前列，谁就能在新一轮的城市大变局中抢得先机。 ..未来，中国城市八大趋势 我曾在上一本书《中国城市大趋势：未来10年的超级新格局》中，总结未 来城市竞争的八大趋势，包括一线城市地位继续稳固、经济重心持续南移、一省  解读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 中国城市大变局 一城、中小城市鹤岗化、陆权复兴、大城大圈、抢人大战白热化、楼市大分化。 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这些趋势如今越发明朗，且在新的时代变局下，呈现加速 演变之势。 从重要时间节点来看，1978年之前，重工业城市一枝独秀，东北与中西部工 业重镇强者恒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东部 地区乘势而上，沿海贸易城市一飞冲天；2000年之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 战略横空出世，开始重塑区域格局；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大投资、大基建集体 上马，消费升级促进内需崛起，中西部强省会突飞猛进；21世纪20年代，随着 新型城镇化步入新阶段，城市竞争从传统的单打独斗，变成都市圈、城市群之间 的较量，大城大圈改写了区域竞争模式。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了东北城市的整体衰落，沿海外贸城市的集体崛起，中 西部强省会的后来居上，中心城市的强者恒强，大都市圈、大城市群的强势扩张， 中小城市的普遍收缩；也看到了北上广深对“京津沪”的取代，二线城市一轮又 一轮的洗牌，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唐、辽中南等传统工业基地的分道扬镳，三 大世界级城市群、众多国家级都市圈的横空出世；我们看到了有老牌经济强市因 产业转型不畅发展陷入停滞，也有城市因超前布局新兴产业一跃而起，有城市强 者恒强，有城市不进则退…… 这场大变局，仍在进行时。未来谁能最终胜出，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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