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在我撰写这份《前言》时，全球正在为控制西非的埃博拉疫情而努力。这场疫情是人类的一场悲剧，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给无数家庭和社区带来巨大痛苦。埃博拉疫情的暴发不仅是那些直接受疾病影响者的悲剧，也是他们的邻居和同胞的悲剧。而这场危机的间接性、行为性影响——商业活动放缓、工资下降和食品价格上涨——对该地区原本就极端贫困的数百万人而言，更是雪上添霜。 埃博拉疫情所产生的某些行为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埃博拉是一种可怕的疾病。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是控制疫情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西非乃至世界各地对埃博拉的行为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一疾病被污名化、人们对疾病传播机制缺乏了解、过度恐慌以及其他偏见或认知错觉所造成的。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多次——艾滋病、SARS和H1N1流感暴发时便是如此，而且下次疫病暴发时还会出现相同状况。人们对发生过的事情往往很健忘，而政策制定者常常只注重社会上最显眼的风险因素，但这些因素有时并非导致疾病暴发的最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来得非常及时。它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改变人的行为。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和实践者认为，人类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是无法捉摸的；而通过很多人的互动（如市场互动）这些元素可以相互抵消。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近年的研究推进了我们对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决策和行为影响的认识，也证明这些因素对发展成果有着显著影响。 研究还表明，我们可以利用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来实现发展目标。报告描述了这种做法在诸多领域的成果。报告显示，对人们决策行为的了解可以催生新的干预措施，进而增加家庭储蓄，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少社区疾病发生频率，帮助家长改善儿童认知能力的开发，激励消费者节能等等。这种基于对人的决策和行为深刻了解的方法有着巨大前景，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这里我只谈几个主题。 第一，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改善服务的供应。研究表明，对于是否让孩子上学、采取预防疾病措施以及储蓄资本供未来创业等关键问题，情境、便利性和显著程度上的微小差异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这意味着发展事务实践者不仅要重视采取何种干预措施，而且还要重视如何实施这些干预措施。这就要求实施机构在干预周期内花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进行试验、学习和调整。 第二，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现在已更为清晰。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用工具应对这一挑战。这份报告中描述了在税收和补贴的方法之外，如何利用对人的行为和社会性的理解来应对这一问题，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改变叙述方式来强调减排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益处、通过社会规范来减少能源消费、通过社会网络来激励全国性气候变化行动、通过类比帮助人们理解气候预报等。 第三，发展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也存在心理偏误。各国政府和包括世界银行集团在内的国际机构可以采取措施来减轻这些偏误——例如对我们试图帮助的人群进行更严密的分析、建立必要流程来减少心理偏误对机构内部决策的影响等。 埃博拉疫情清楚地表明，误解和沟通不当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对被感染者进行隔离是出于防疫的必要，但对整个国家或种族群体进行隔离则是侵犯人权，而且实际上可能阻碍对疾病的控制。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为解决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当前各种挑战提供了新的洞见，并为今后的发展事业提出了新的重要议程。 金墉 行长 世界银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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