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集体例研究，是作家、作品之外的第三路径。古人之所以关注别集体例，不但志在辨章考镜，也有着切实的编集体验与著书关切。近代以来文字、文体、文献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变，传统模式别集的编纂已渐渐零落，故而别集编例问题也淡出于近现代学术的视野。然而，随着敦煌、日本所出古抄本文集的影印刊布，加之近年“集部之学”的重审，别集源流及体例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学界关注。 本书以唐集为中心，就“集部之学”、篇序及并载、叙录、压卷、经史子部对唐集编例的影响、“家集讳其名”、李杜元白集之“例校”、词题之文本形态及通例等问题进行了考论。辨明唐集体例，不但能作为当前历代别集整理的参考，也可在中古文献还原等领域起到观风察势、观澜索源的作用。

"李成晴，1987年生，山东淄川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献、古典文献学，著有《集部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20）。"

导师序言 成晴在攻读硕士期间提出了一个“书体学”的研究计划，集体讨论时大家一向有话直说，我就给他泼了一些冷水，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是说这种题目太大，无从下手。话说完就过去了。其实细想起来，就像文有文体，书(著作)当然也有编纂之体； 既然研究文体可成文体学，书体学的成立也就有一定的学理依据。早在古人采用七分或四分法编录图书时，除了着眼于内容的不同外，很可能就已注意到各类图书编纂形式上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书体学大概就是研究各类书的编纂形式特点(不是指印制特点)。是否采用这一名称并不重要(也许可以分属于文献学各部类)，对各类文献的编纂形式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经、史、子部文献的编纂体例等问题，也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晴的硕士论文后来可能换了其他题目，但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他的这个想法与学者曾经提出的“集部之学”接上榫，于是有了有关唐集体例的这一系列讨论。 正像各种文体随着内容、功用、时代习尚等的变化，乃至由于某些纯技术原因，而有一个演进发展过程，书体尤其是文集之体，也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唐代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一个关键阶段。前代文集编纂中呈现的一些要求和体例规定，大概到唐代得以定形，有些文集则直接由唐人编定。尤其重要的是，唐代出现了一批诗文写作大家，其作品成为后人仿效的经典，各家文集也广泛传写，后又经多次翻刻，成为后人从事写作和编集的范本。不过，这些文献历经时代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变异。除了文字的缺失变异外，更多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体例改动，同样会使文献面目失真，而且更不容易觉察。再加上由兵燹造成的文献大量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