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序言 成晴在攻读硕士期间提出了一个“书体学”的研究计划，集体讨论时大家一向有话直说，我就给他泼了一些冷水，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是说这种题目太大，无从下手。话说完就过去了。其实细想起来，就像文有文体，书(著作)当然也有编纂之体； 既然研究文体可成文体学，书体学的成立也就有一定的学理依据。早在古人采用七分或四分法编录图书时，除了着眼于内容的不同外，很可能就已注意到各类图书编纂形式上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书体学大概就是研究各类书的编纂形式特点(不是指印制特点)。是否采用这一名称并不重要(也许可以分属于文献学各部类)，对各类文献的编纂形式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经、史、子部文献的编纂体例等问题，也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晴的硕士论文后来可能换了其他题目，但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他的这个想法与学者曾经提出的“集部之学”接上榫，于是有了有关唐集体例的这一系列讨论。 正像各种文体随着内容、功用、时代习尚等的变化，乃至由于某些纯技术原因，而有一个演进发展过程，书体尤其是文集之体，也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唐代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一个关键阶段。前代文集编纂中呈现的一些要求和体例规定，大概到唐代得以定形，有些文集则直接由唐人编定。尤其重要的是，唐代出现了一批诗文写作大家，其作品成为后人仿效的经典，各家文集也广泛传写，后又经多次翻刻，成为后人从事写作和编集的范本。不过，这些文献历经时代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变异。除了文字的缺失变异外，更多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体例改动，同样会使文献面目失真，而且更不容易觉察。再加上由兵燹造成的文献大量毁损，以及由手写到刊刻给文献传播形式带来的革命性变动，更使后人难睹唐集真貌。对唐集及唐以前文集的调查，因此具有了某种“文献考古”的意义。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恢复文集的早期面貌，如果不是原貌的话。 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一是通过了解、复原唐集编纂的既有体例，帮助我们正确解读与文本文字相关的其他信息(讨论中所使用的“副文本”概念)。此前人们在文本阐释中出现的某些误解，往往与体例变动造成的副文本信息的丢失有关。再有就是比较清晰地梳理出由唐到宋文集编纂的历史演变过程，弄清演变中与体例本身相关的各种细节问题。可以这样说，对编纂体例的考察，既是唐集复原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使复原得以实现的手段之一。本书的讨论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有着清楚的意识，同时也通过一系列例证演示了如何进行这项工作，依赖哪些具体途径和手段。其中有不少地方对学界已有成说提出修正或补充，某些具体结论容或再商，但全书无疑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乃至在总体上对唐集阅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 阅读成晴和其他几位同学的研究使我感到，他们这一代学人接受了更好更完整的教育和学术训练，有相对更完整的知识储备和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学术视野(更不用说在信息采集、掌握新技术手段等方面远胜于我辈)，在进入某一学术领域时也显得更有自信，因此能够比较敏锐地发现一些可能被前人忽略的有意义的问题，或者对前人提出的问题做出新的思考，并进而采用合适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或导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比起其他任何事情，学术事业都更像是积薪，真正是后来者居上。你可以谩言后来者资历尚浅，也可以指责他们积累不足、学问还有欠缺，却不能否认他们做的工作正在超越你我。与本书讨论相关，成晴正在进行下一步的计划，我也期待他能照此方向稳步向前，持续努力，毋急毋躁，取得更多更优异的成绩。 谢思炜 公元二○一九年清明前序于京西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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