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让‘社会’有‘文化’”这一命题是对中国“社会”研究中乏“文化”视角的本土化反省。 同时,这也是对文化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自我本土化反省。其中包括:①面对西方学术进入中国的自我本土化反省;②作为“本土人”进行中国本土研究的自我本土化反省;③历史本土的 自我本土化反省;④田野研究中的自我心灵本土化。 第一部分:“名”辨学科,探讨中国之“文”作为万物相互作用之道的深刻学术内涵,进而理 解“文化”作为人类行为的意义编码体系之研究范式。第二部分:“学”归本土,通过本土人类 学及台湾学派的中国研究,思考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理论对话。第三部分:“文”言宗族,通过历史上的宗族研究,与“韦伯命题”、弗里德曼的“边陲说”以及“差序格局”等相关理论进行对话。第四部分:“鬼”说帝国,反省历史上的帝国如何通过“鬼”的地方本土化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过程。

张小军，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发展人类学专委会主任，贵州省“候鸟学者”。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发展人类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扶贫与乡村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与行动实践。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等领域。

序言让“社会”有“文化” “让‘社会’有‘文化’”这个标题，大概对于很多社会科学家来说，会是一个敏感的命题。2020年，一本新书《告别社会: 牛津开始的人类学轨道》(After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Trajectories out of Oxford)Joo PinaCabral，and Glenn Bowman eds.After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Trajectories out of Oxford.Berghah，2020.，给这个命题增添了几分历史感。该书的作者是一批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牛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学子们，他们借后现代理论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对“社会”概念的消解，揭开了对“社会”的人类学挑战。坦白说，我从未想过在批判和排斥的意义上挑战“社会”，只是希望在互补的意义上，(请)让“社会”有“文化”。而这些年轻人经历了当时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所遇到的方法论上的转变，他们挑战“社会”的目的意在解构“社会”，后面的矛头所指，恐怕会触及曾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的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社会”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而拉德克里夫布朗正是深受涂尔干(Emile Durkheim)“社会”思想影响的一脉人类学家。这一“社会”的学脉对于中国学界并不陌生，其影响早在晚清已经开始，后在1935年吴文藻邀请赖德克里夫布朗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时达到了高潮。这一契机，相信也多少促成了林耀华(曾直接接受赖氏的指导)和费孝通分别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