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派遣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用工形式、特殊的劳动关系形态，原本发端于欧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其在我国孕育、发展的时间跨度并不长。然而，这一特殊的社会存在在中国大地上短短十余年时间发生了量的外延放大与质的内涵变异。对于劳动派遣，不同的角度存在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认知：为其放赞歌者有之，贬损者有之。学界如此，实务部门同样如此，究其原因，除具有决定性的利益导向外，还有世人对其并不透彻理解的诸多因素导致了认知上的混乱。劳动法学界对于劳动派遣法制的认识时间同样短暂，学术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几乎未见；至于《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的寥寥几个条文几乎解答不了现实问题，更不能启发理论。近年来已经有众多的学位论文选择了这一命题及相关问题，但是，全面了解仍有待时日。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蕴涵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反之亦然。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常青。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于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选择继受，同时并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百年间现实法制建设的顿挫，“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的不仅是规则的无效，同时并彰显了意义的危机，世道人心的紧张。由此，对于基本法理的阐释，关于规则的道德关切和信仰因素的追索，总之，对于“法意”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考问，依然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更为急切的课题。 “法意”由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筹组，旨在庋集汉语法律学术资料，积累汉语法律思想成果，阐释法律的意义世界，对于上述问题作出现时代的回应。所收内容覆盖法哲学、比较法、宪政和人权等领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