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过程是政策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决策主体间的博弈行为则是公共政策过程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和理论前沿。当代公共决策涉及越来越多的科技因素，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科技专家在决策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加强对科技决策参与者博弈行为和科技决策机制的认识，被赋予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书以 “863”计划为中心案例，以科技专家影响力为着眼点，深入分析 “863”计划中科技专家与行政官员的互动博弈，解释 “863”计划中科技专家影响力渐趋弱化的动因，提出优化中国科技决策机制的若干建议。 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对科技专家影响力的决定因素进行辨析与整合，抽取出知识、价值和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以此为基础建立科技专家科技决策影响力的“知识—价值—制度”（KVI）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基于KVI分析框架的三组理论假设，进一步收敛了论文研究的科学命题。 基于对52位国内外专家和行政官员的访谈，本书细致描述了 “863”计划决策管理机制的历史演进和决策主体间的博弈行为，发现计划决策管理机制从专家主导转变政府主导，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呈现逐步弱化的趋势。这为检验KVI框架的理论假设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本书精选14个“863”计划决策案例，以“相符性程序”为案例研究方法验证了KVI框架的理论假设，发现科技专家知识优势的扩大、决策中科技知识需求的上升、参与者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分歧的缩小可分别导致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上升； 政策舞台结构和规则约束的变化则引发科技专家影响力的变化。“863”计划中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逐步弱化的动因在于非科技知识需求增加、科技专家非科技知识差距增大、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分歧程度的增大以及决策机制的大幅调整。 本书以KVI框架为工具分析了科技决策机制滞缓与激活的动因，界定了“科技类型—政策阶段”二维空间中知识和价值因素的分布。指出在制度框架确立的基础上，强化科技专家的责任意识和政治使命感、不断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是优化科技决策的重要途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迅速不断地涌现了许多基于科学原理的重大发明，如计算机、芯片等，统称为高技术。人们发现这些高技术创新发明转化为大规模生产的商品造福于社会非常快，有立竿见影之效，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在全球掀起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也使得创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方的公共决策不仅仅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越来越强烈地需要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智慧。于是那些深谙科技发展趋势和规律、秉持严谨求实科学精神、有远见卓识和宏观思维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科技管理专家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介入政策过程，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和科技依据，成为公共决策核心力量的重要部分。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邀请科技专家参与公共决策收到很好的成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专家和各方面专家开始进入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程序中。如，在两弹一星、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许多重大决策中建言献策，发挥了突出作用，大大提高了决策科学化水平。在科技政策决策方面，科技专家的作用更为突出。如，早在1956年，六百多位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技管理专家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2003年国家启动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和纲要编制工作，全国两千多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企业界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献计献策，为新世纪我国以创新引领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科技战略部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被誉为引领中国高技术发展一面旗帜的“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