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新发展研究》首先回顾对比语言学的历史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自21世纪初以来，对比语言学在理论、方法论、应用三个方面的发展大势，总结学界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成绩和不足，并预测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该学科在理论、方法论及其应用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核心观点，即“语言对比研究也是在一定话语策略下的科学研究，应为新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建构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尚新，教授、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及项目结项成果鉴定专家。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等。主持完成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上海市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资助1项、另外主持及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课题十余项。至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编著7部，主编教材4册。

前言 对比语言学自20世纪50年代发端以来，已历经近70年的发展，出现了三次高峰期。第一次高峰期是50至60年代，以提出并证伪“对比分析假设”(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为主要特征。第二次高峰期是70至80年代，以提出并证伪“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为 主要特征。第三次高峰期始于90年代末期，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以对比分析与翻译研究的融合为主要特征，特别体现在语料库驱动型的基于对比分析的翻译研究上面。 但在新时代里，对比语言学仍然面临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局限于少数(两种)自然语言，而对两种语言之间的互动影响研究缺乏关注和思考。二是研究层面关注度参差不齐，语言本体层面上，学界关注度较高，体现为范畴、单位、结构的对比研究长足发展；“形而下”的语言应用层面上，在语料库语言学的“桥接”作用下，对比分析与翻译研究的融合呈现勃兴之势，但学界对这一研究路径潜在的问题认识不足；而在“形而上”的语言世界观层面上，缺乏创新性成果。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实证研究不足，特别是在对比分析与翻译研究的融合研究上，体现在善归纳而少验证。 要破解上述问题，本书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将作为“第三语码”的翻译语言引入对比分析的研究对象里，从而使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两种自然语言拓展为涵盖了“第三语码”的翻译语言，进而使传统对比分析中的两种自然语言间的对比关系拓展至更为广阔的范围，涵盖了源语与目的语(两种自然语言间的系统比较)、原创语言(往往是目的语原创语言)与翻译语言(翻译语言对原创语言的演化影响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