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预防纷争和安定秩序的有力武器，现代公证制度凭借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证明效力、执行效力、要件效力等三大效力，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尤其是基于执行效力而形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因其具有疏减讼源、保障债权、增进信用、节约成本等方面的独特功能，被广泛运用于经济交往与金融服务等领域。面对社会治理和纠纷解决的新形势，深化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理论研究并完善其制度构造，已然成为新时期公证发展的重要课题。本书基于公证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规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赋强公证与强制执行前后衔接的双向视角，对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深层次分析。

段明，1991年8月出生，江西赣州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讲师，高院第五批法律研修学者，兼任高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公证法学研究，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司法部课题等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及其他课题多项；在《商业研究》《民事程序法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部分论文曾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合著出版《诉讼费用制度专题实证研究》《中国调解的理念创新与机制重塑》等学术专著3部；荣获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二等奖、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三等奖、陈光中诉讼法学优秀学位论文奖等奖励10余项。

前言 发轫于罗马时期的公证制度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作为预防纷争和安定秩序的有力武器，现代公证制度凭借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证明效力、执行效力、要件效力三大效力，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尤其是基于执行效力而形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因其具有疏减讼源、保障债权、增进信用、节约成本等方面的独特功能，被广泛运用于经济交往与金融服务等领域。中国早在清末民初引入西方公证制度之时，便设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其在经历了数十年跌宕起伏的变迁之后，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面对社会治理和纠纷解决的新形势，深化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理论研究并完善其制度构造，已然成为新时期公证发展的重要课题。 作为勾连赋强公证与强制执行两种程序的独特制度，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在本质上是公证权与司法权共同作用的“场”。其中，赋强公证是公证机构依据公证权的运行规律和程序所做出的公证行为；而强制执行则是执行法院依据司法权的运行规律和程序所做出的司法行为。两种程序之间关系紧密、相辅相成。赋强公证环节的品质与效果会影响执行环节的司法决策，而执行环节的运作与反馈则会影响赋强公证环节的行动选择，两个环节之间的有机配合和有序衔接是实现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之制度价值的根本保证。而决定以上两种程序的合作与衔接是否顺畅，关键在于公证权与司法权在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中的关系定位，也即这两种性质与功能相异的权力，如何在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中进行合理分工和权力平衡的问题。 鉴于此，本书基于公证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规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赋强公证与强制执行前后衔接的双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