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包括传播学、新闻学、话语分析、文学批评、修辞学、语言学的学者和学生，报告过去20年里国内话语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新课题、新成果，同时也分析、评估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筹划未来10年中国话语研究的发展战略。 20年前，“话语”“话语研究”还处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边缘；新时代里，它已不再寂寞，且有渗透整个学界的势头，我们相信这与国家和学界的自觉有关。然而问题是，人们对于其确切的定义、内涵及研究意义，往往并不清楚。而且，有些定义和概念过于片面，并不适合中国的情景与需求，也不利于话语研究的文化创新。因此，在我们描绘话语研究新发展的开头，先将“话语”的定义和概念，“话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加以说明。 出自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话语”(如英文里的"discourse",法语里的"discours")一词，至今在国内和国外的社会科学讨论中，仍然处于一种概念纷繁或模糊的状态之中。有些用法指语句，有些指语篇或会话(如一封信、一席话),有些指语言使用中所表达的理念(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些指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如“中国梦”"新时代"),有些指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使用原则和规则(如“建立文论的中国话语”),有些指特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如媒体话语、课堂话语),有的与其他词混合，使其概念变得泛化或模糊不清(如舞蹈话语、建筑话语、话语权、话语体系)。 对话语做了较为系统研究、形成现代学派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要首推西方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尽管话语分析本身形形色色，但是各式分支对话语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定义和相应的研究方向：话语，是社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通常以口头或书面的文本形式出现；其研究目标是描述文本的结构(如“现实的建构”),解读词句的意义(如“功能”“目的”),解释语言结构的成因(如“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不难看出，这种对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理解，以及研究目的的选择，与现代西方语言学以及更广泛的西方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对于那些希望深入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者来说，仅将研究对象和目标锁定在语言形式或语篇会话本身，视野未免太窄，也缺乏更广阔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仗仅是语言现象；一味地纠结文本，而忽略缠绕文本的人和事，或者说语境(包括相关的物质世界),便不能真正理解社会，也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因而也缺乏实践意义。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跨学科时代，要求我们具有全面、整体、多元的视野。 本书将展现“话语”的新疆界、新定义、新概念、新理论：全球交际系统中，特定文化、历史环境下，特定群体运用语言和其他工具进行的社交实践。这就超出了主流传统的以语篇为核心的范畴。在这里，一般地说，话语由多元要素组成：对话主体、言语/行动、媒体/时空、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它们辩证相连。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讨论中国话语、亚洲话语、东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话语、西方话语等，同时还可以探究这些不同文化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在全球交际系统(global communication system)中的差异关系和互动关系。 这样的“话语”定义，与“交际学”的对象“交际”(communication,如译作“传播”,则过于单向度)有重要的重合面，比如都涉及交际的主体、场景、媒体、内容、形式、效果等。但是，前者与后者在侧重点，甚至观点上有重要区别：“交际”强调普遍性；“话语”强调文化性(交际的差异性、竞争性)。本书的“话语”定义与各种西方话语分析也有相交之处，比如都关心语言使用。但是，两者又有根本不同：西方话语分析聚焦文本，井不关心或研究语境(只将其当作阐释文本的辅助工具),而且采取普世主义立场。而本书的“话语”定义，强调“文本”与“语境”的整体联系性——将其合二为一，并坚持从文化视角出发。总之，与现有的各种定义相比，本书对话语的界定更加全面、更加丰富。这样，研究者可以不仅关心文本，同时也关心语境；可以不仅关心说的，同时也关心做的；可以不仅关心语言，同时也关心媒体；可以不仅关心人类交际，同时也关心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具体话语实践。 我们这里对话语、交际的定义及其内涵的阐述和分析，并非旨在提供一个普世的标准框架；是一种带有特定民族文化视角的建议，与其他文化传统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即使说它是一种特定民族文化视角，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民族文化内部多元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提出的定义、概念，乃至理论和方法，本质和目的是突破学术霸权，推动学术的文化多元发展与创新。 要充分认识和实现话语研究的潜力和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掌握话语的内涵和基本特性。这里重点阐释话语六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性能和特点： (1)话语的建构性。在“语言即意义管道”隐喻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设法拨开文本去发现“真相”“事实"“现实”,将文本当作探索现实的路径或手段，否定文本/话语意义；在后现代主义的驱动下，一些研究者用文本“解构”或否定真相、事实、现实。这两种做法其实都是同样将文本与现实二元对立，拔高一面，否定另一面。更加确切地说，他们都忽视了话语(而非单纯文本)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由多元要素构成的话语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它贯穿、形塑、构成现实，推动世界向前变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具有现实建构性。话语是构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人类的各行各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人们运用语言、媒体，实现社会实践的目标，如习以为常的网络浏览、微信聊天、例行早会、商务谈判、课堂教学、大众传播、法庭审判、文学欣赏、教堂布道、国家治理、外交活动等。即使是音乐、舞蹈、艺术、电影、体育或者博物馆也离不开话语；没有话语配合、补充，交响乐、芭蕾、摄影、绘画、雕塑和体操在很大程度上都会黯然失色。因此，整体辩证视角下的话语，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理论发展和实证分析的目标。简言之，研究话语，就是研究现实本身，这与整体的社会科学的目的相一致。 (2)话语的权力性。如果说话语具有现实建构性，那么不难理解，它同时具有权力性，即能够在交际的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关系，如压制、排斥、反抗、自强等。在话语实践中，人们坚持对于世界的某一种说法，避免、排除、驳斥其他说法，从而让人相信自己的说法，达到左右他人的行为。一些人群拥有强大的交流技术、传播工具，可以广泛而有效地影响受众；一些人群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遍布于话语的全过程、各部分，在其中，压制与反抗并存。 (3)话语的媒介性。话语意义的生成和理解不仅仅依托语言，往往与其他符号(表情、手势、声像等)、传播系统(电台、电视、报刊等)配合实现。如今，随着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新/智/融/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人类话语已发生重大变化——新媒体的加入，催生新媒体话语，使话语的媒体性大大提高。由于社交性强、信息量大、速度快、辐射广等优势，新媒体话语已成为推动社会变化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话语研究再也不能忽视这一特性。 (4)话语的交互性。人类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对话，主要是通过语言运用，与他人、与自己实际地或潜在地(自言自语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这意味着，话语总有相对应的交际个人或群体，总有其他相关的话语。从根本上说，话语是社会(关系)性的；当然，话语也是潜在的或实际的权力场域，人们在此运用、提升、阻止、争夺对话的权力。因此，话语研究应该关注、对比、联系对话主体的双方(不仅仅是某一方),相对应的话语(而不是单方面的话语)以及对话权力的享用和使用。 (5)话语的历史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分析上，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普遍缺乏历史意识。中国文化传统告诉我们，变是世界的普遍规律；作为人类交际实践，话语同样不断变化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在话语的各要素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交际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是最鲜明的例证。同时，如果把话语主体看作是能动的，那么他们总是在话语操作上，对历史语境进行不断的传承、借鉴、改革、抛弃、创新。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词，都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为贵”“天下”等价值观、世界观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话语研究必须注意话语(如变量、总体关系)的历史关系和历史变化。 (6)话语的文化性。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分析上，更加缺乏文化意识。虽然人类不同文化话语体系有共性，但是其差异性——例如在世界观、价值观、媒体技术、国际语境等方面的差异——被抹杀或遮蔽；虽然有相互依存、合作的方面，但是权力竞争，尤其是歧视、压迫、排斥等问题，常常被忽视或掩盖。一些话语体系可能有类似的历史传统，相同的社会状况，共同的发展目标，因而形成相似的文化特性；但另一些话语群体之间可能有歧视、诋毁、压制或反抗的行为和关系。从这样的文化角度来看，中国/亚洲/东方/发展中世界话语体系，或者发达世界/西方/美国/欧洲话语体系，以及这些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话语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和研究问题。(话语体系指“交际规则系统”与“交际体制系统”之和)我们必须注意，任何文化话语体系都不是凝固的、统一的，也不是边界清晰的；而是流动的、活跃的、开放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推动全球人类交际系统朝着更高的文明水平发展。 前文提出了比主流话语分析、交际学更加广阔全面的“话语”定义。它在内涵上更加丰富，比如纳入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六个交际要素；更加整体，比如强调各交际要素之间的联系、将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纳入全球交际系统；更重要的是，指出人类交际系统的文化性——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竞争性；同样重要的是，说明了人类交际通过内部要素、体系间的互动而变化发展。 国际主流的话语分析、交际学(并不限于西方地域),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缺乏文化多元、竞争意识，聚焦片面的交际实践(如语篇),因而无法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助力东方世界、发展中世界的成长。西方/白人/男性学者继续将西方视角、价值观、概念、理论、方法、问题，当作普世/普适学术思想，借助西方经济、政治、科研、教学、传媒优势，单向度地传播至世界各地，重复、巩固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知识”/偏见。在这种西方学术话语强势传播的语境下，非西方/东方/非白种人/南半球/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学者。学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知识”当作标杆，用以分析、解读、评判非西方话语，遮藏甚至扭曲本土现实和问题，因而扩散、再造、加深了殖民主义、对东方的偏见和歧视(如耳熟能详的“落后”“独裁”“腐败”“欺骗”“好斗”等标签):同时，东方学术传统被忘却、腐蚀、排挤，不同文化学术传统之间的对话与批评被阻断。(须强调，这里的“西方/东方”,超越地理界限，是权力竞争、不平等意义上的概念。) 那么，更加全面整体的话语定义、强调文化性的话语概念，是本书要展示的两个相连的话语研究范式(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基石。它们的基本出发点是一种文化主义：在以普世主义为名、西方中心主义为实的学术霸权条件下，话语研究应该以文化平等对话为原则，揭示人类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差异关系和权力关系，进而推动本学科的文化多元创新和全人类的文化和谐发展；而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就是要创立和提升中国话语学派，让中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话语，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话语，从而为中国和世界共同建设美好的未来提供科学支撑。这也是动荡变革时代下，话语研究应该追逐的新意义。 因此，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努力遵循这样几个原则：(1)选材上，突破文本、修辞、符号、媒体、传播等单一层面的窠白，将“话语”视线扩大到以历史、文化为轴线的整体社会交际实践，以全面反映话语研究的效力；(2)方法上，兼顾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充分反映话语研究的技术手段；(3)目的上，特别关注具有中国特性、世界意义(去西方化、文化包容)的现象和问题。 本书的内容结构基本上是从基本概念和意义(前言)出发，先回顾中国话语研究的背景现状(第1、第2章),接着展示范式转型的方向路径(第3章)和中国模式(第4章),进而呈现话语研究的一系列中国实践(第5章),然后聚焦中国实践的个案(第6章)以及多个主题背景下的中国话语研究(第7章),最后提出话语研究未来10年的中国战略(结语)。施旭制定了全书的逻辑与结构，撰写了前言、第3、第4、第5、第6章和结语；麦丽哈巴·奥兰、施旭撰写了第1章；梅朝阳、赵丹彤撰写了第2章；赵丹彤撰写了第7章。最后，施旭、赵丹彤对全书进行了统稿。本书一些章节早期版本曾在国内外期刊和集刊发表，在此谨以表达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写作任务十分急迫，因而在广度、深度、精度以及前瞻性方面一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欢迎读者、同行批评指正，并通过交流弥补短缺。 施旭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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