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与时俱进”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继承发展”是当今科研的座右铭。我国迎来了大变革的21世纪，各行各业在“振兴中华、中国智造”思想的指导下奋发图强，成就斐然。外语界在此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也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积极响应我国大力倡导的“新文科”教研方针，打通文史哲，兼治古今中外，扩大学术视野，结出了累累硕果。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和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适时地联手出版“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意义重大而深远。 本书依据上述思路，既有传承，更有发展，每个章节都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基本能反映出我国外语界语言哲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也能充分体现我国的“新文科”方针。 二 西方哲学在2000多年中主要经历了四次转向——“毕因论”(ontology)、认识论、语言论、后现代，其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第一次转向的毕因论在形而上哲学的统摄下追问世界的本质；第二次转向的认识论认为，在厘清“认识”之前，追问本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哲学家应该首先研究人类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然后才能实现毕因论的目标；几百年后，哲学家自然语言本身不精确，不能担当论述严谨哲学命题的大任，故而出现第三次转向的语言论，聚焦研究意义和表达，以求设计出精确的人工语言而取而代之；时至20世纪中叶，哲学家发现传统理论问题太多，沿着逻实论者批判形而上学的思路走得更远，主张摧毁“基础论、中心主义”,强调“多元论、非理性、非客观主义”等新观(王寅，2019b)。西哲四个转向之间的逻辑关系还反映在第1章表1-1中所列八个主题的承继和发展关系上。 本书第1章简要介绍了西方语言哲学的理论取向和研究内容，建构了以“四五六七”为主线的学习思路，即四个转向、五段情缘、六项成因、七条途径(王寅，2014)。第2章较全地收集了学界对“意义”作出的20种定义，且将其分为两大阵营——外在论和内在论，指出各自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外兼治的“体认语义学”。第3章简述了西方语哲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主要是在外语界的普及和发展情况。中西语言哲学专委会自21世纪初成立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年会，每年暑假7月26日至8月1日举办一期夏日哲学读书院，培训高校教师和研究生，每期参会人数达200多人，现已举办16期。特别是钱冠连先生(2015)提出的“中国后语言哲学”,不仅为我国外语界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也为汉语界列出了“补课内容”;同时，也为全世界的语言学者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其意义还在于既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平视世界、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做出了文人应有的贡献，也为世界学术界尽了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本书其余9章主要沿着“中国后语言哲学”指出的方向，介绍和论述了我们的最新科研成果。第4章将罗宾斯(Robins,1967)提出的“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发展为“语言学与哲学互为摇篮”,主要论述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如何帮助哲学家回答他们未能解决的问题。第5章以“客观与主观”为主线梳理西方哲学简史： ①毕因论时期的基本立场是“先客后主”(OS); ②认识论阶段将此关系颠倒为“先主后客”(SO); ③语言论阶段的两大派也是围绕主客关系展开的，理想语哲学派强调语言与客观的同构关系(LO);日常语哲学派强调语言与主观(人、语境)之间的关系(LS)。 这一发展趋势进而为欧陆人本哲学的出场铺平了道路。有些哲学家还沿此进路走上了极端，如胡塞尔和哈贝马斯提出了“主体间性”(SS),大有忽视客观之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军团还提出了“激进人本观”,也曾引起学界的迷惑。据此王寅(2009c)在《哲学动态》上提出了“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型”(subject-object-subject multiple-action understanding model,简称SOS理解模型),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模型很有解释力，可“救救我们”(这是英语缩写单词SOS的本义),免使哲学研究陷入保守或过激言论的泥潭之中。 第6章论述了日常语哲学派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speechact theory)如何在后现代哲学家的笔下得到传承和发展： ①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论、普遍语用学； ②罗蒂的对话协同论； ③福柯的话语的权力； ④布迪厄的符号资本。 这也充分说明了20世纪初和中叶形成的语言哲学并未式微，而是在后现代哲学中得到发扬光大，我们所提出的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也是语言哲学的延续。 第7章理论结合实践，基于罗素建构的“摹状论”(descriptiontheory)分析了英语中由There-be引导的存在构式及其后不能接限定性名词短语(限定摹状语)的原因。我国传统英语语法书对这一现象鲜有述及，国外学者也仅是提了一笔，都未能解释其成因，本书运用摹状论为其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8—9章简述了日常语哲学派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于1953年提出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以及罗茜基于此提出的“原型范畴论”(prototype theory of category)。对比了这两者与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经典范畴论”(classical theory of category)之间的异同，我们认为前两者更适用于人文社科界，后者更适用于自然科学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人文研究中要彻底放弃亚氏理论。在此论述中我们发现，家族相似性和原型范畴论也存在诸多不足，为此我们提出了“图式范畴论”和“动态范畴论”以作补充。 第10—12章基于上文建构的“范畴新论”分析了语言中的语音层面、词法层面、句法层面和语篇层面，可见范畴新论适用于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我们相信这一范畴新论也适用于其他人文学科。 三 国内语言学界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及其研究生培养普遍存在以下三大严重缺陷： ①缺乏对西方哲学的全面了解，更谈不上对语言哲学的系统研究，因而哲学视野一直是语言学界(含其他人文学科)的空缺。 ②20世纪末从西方同时传来两股学术思湖——后现代主义和认知语言学，但两界一直缺少对话，未能很好融合起来，难以共进前沿。 ③很多学者未能认识到建构本土化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未能认识到立足新文科来打通文史哲，以构建我国自己的学科体系。 这些年来，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体认团队为能有效解决上述三大缺陷，积极地做出了以下努力： ①以西哲发展史为基本线索，系统梳理了各时期对应产生的语言学流派，这在语言哲学研究会上已讲了20多年；2014年，出版了《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卷);2019年，出版了《西哲第四转向的后现代思潮——探索世界人文社科之前沿》,进一步做了小结。 ②努力贯彻“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科研方针，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最新观点与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等结合起来，建构了“体认语言学”;2020年，出版了《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2021年，出版了跨学科论著《体认翻译学》(上下卷)。 ③尝试用本土化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来统一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而且还基于“体认+”的科研思路，努力将其扩展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拟建构“体认研究的学科体系”,这也将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2023年，将出版《英语体认语法》和《汉语体认语法》。 借助本土化的体认哲学和体认语言学，以及中国后语言哲学的最新成果，必将有利于我们揭示语言的奥秘，走出语言的迷宫，同仁尚需努力。 外语界学人能为“实现强国梦”所做之事，就是不断提出我们自己的新理论，摆脱“照着讲，跟着讲”之旧习，践行“想着讲，领着讲”之新风。正如钱冠连在《体认语言学》序中所言： 把自己的述著留在历史这把筛子的上面而不是下面。(王寅，2020) 但愿本书能充当一块拙砖，引得众方家之贵玉，期盼我国各路学者能唱出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两界联手的“中国好声音”,讲出理论联系实践的“中国好故事”,尽早编织出“中国话语新体系”。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诸多著名学者，如钱冠连、江怡、成晓光、王治河等的大力支持，川外研究生邬德平、徐峰、刘德林、杨玉顺、钱静等帮助查找相关资料，也得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和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王 寅 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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