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不同的批评范式“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世纪末竟演变成一场硝烟弥漫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21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人们开始自问：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会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新世纪以来的欧美多国文学批评家陆续推出新作，给予自己的评论和判断。先是朱利安·沃尔夫里斯(Julian Wolfreys)的《21世纪批评导论》(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2002),稍后则有文森特·B.利奇(Vincent B.Leitch)的《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Theory Renaissance,2014)、利奥诺·M.马丁内斯·塞拉诺(Leonor M.Martinez Serrano)的《21世纪文学批评的力量与未来》(The Power and Promise of21st-centuryLiterary Criticism,2015)、让-米歇尔·拉巴德(Jean-Michel Rabaté)的《德里达之后：21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After Derrida:Literature,Theory and Critircism in the 21st Century,2018)以及阿尼路德·斯里达(Anirudh Sridhar).米儿·阿里·霍塞尼(Mir Ali Hosseini)和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等人共同主编的《阅读的工作：21世纪的文学批评》(The Work of Reading: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2021),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新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之后，世界各国的批评家们更有理由对其文学批评的最新发展提出观察，更对未来文学批评的趋势和走向做出自己的预测。 对于不少国家而言，文学批评的话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过去的百年之中走过了非凡的世纪历程，特别是20世纪后期，关于文学的讨论在“理论”兴起之后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风暴。经过“理论”洗礼之后的文学批评会在新的时代走出怎样的新路，这确实值得观察和期待。2003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以《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为题出版专著,该书的标题不仅让许多人感觉“理论”已死，更掷地有声地宣布一个新的“后理论”时代已经到来。不过，对于类似的说法，英美两国的不少同行显然不以为然，美国文学理论家利奇在《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一书中用醒目的副标题告诉读者，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不仅不会“死”,相反，新的时代还会见证理论的“复兴”。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理论等仍将是众多新世纪批评家非常热衷的理论，与此同时，叙事诗学、新现象学、社会符号学、新形式主义、多元的历史主义、文化研究、伦理学转向、认知理论等也将成为大家热衷的批评视角，而量化分析、体制分析、表层阅读和细读、民间历史、文化批判、个人化批评、民族志及口述史等或许将成为大家竞相使用的研究方法。另一位美国批评家约瑟夫·诺斯(Joseph North)在他的《文学批评：一个政治短史》(Literary Criticism: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2017)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末的“理论”热潮中，西方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轻批评重研究、轻美学重历史和政治的时代，这种趋势如今已成无可逆转之势，因此在新世纪里，文学批评将继续由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范式主导，很多人会渐渐地忘却曾与这种范式相对立的文学批评，形形色色反对历史语境主义一统天下的新尝试会陆续兴起，但它们都不足以对历史语境主义构成足够有力的挑战，在新的资本条件下，这种新多元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North,2017:196-197)。利奇和诺斯关于新世纪文学理论走向的判断比较一致，他们认为，不管人们喜好如何，在新的世纪，关于文学的理论研究不可能画上句号。 2001年，利奇在推出其《诺顿文学批评与理论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之后，应邀在世界各地巡游讲学，他认为，“理论”将持续地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和传播，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是全球“理论”的源点。利奇的这种以美国为中心、放言和指点新世纪全球文学批评的态度容易让人对他得出的结论产生质疑，因为世界文学太大，其中的国别和区域多样性会让任何宏大的一般性结论显得有些草率。我们认为，讨论21世纪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或许还是应该具体地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在美国风行一时的事物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使用不同语种的文学读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对于美国“理论”或许也有着不同的认识。2019年，两位德国学者西比尔·鲍姆巴赫(Sibylle Baumbach)和玻吉特·纽曼(Birgit Neumann)在思考21世纪文学批评时将日光聚焦到了英语世界的小说创作上，在《21世纪英语小说研究的新路径》(New Approaches to the Twenty-First-Century Anglophone Novel,2019)一书中，她们通过具体考察众多英语国家小说家的小说作品，思考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可能性。她们的这一做法表明，21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世界英语文学(world Anglophone literature)研究是国别和区域之外的又一种世界文学划分方法，世界英语文学是一个相对于世界法语文学、世界西语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等的文学谱系，它的源点始于英国，通过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得以形成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已经形成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包括亚非拉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巨大文学系统。聚焦有着许多联通便利的英语世界，从中观察21世纪文学批评的走向，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视角。 2020年，南非批评家斯特芬·赫尔吉森(Stefan Helgesson)联合两位德国批评家玻吉特·组曼(Birgit Neumann)和加布里尔·利普尔(Gabriele Rippl)推出了一部《英语世界文学手册》(Handbook of Anglophone World Literatures )。在该书中，他们邀请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集中讨论世界英语文学，全书除了讨论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还辟出专章分别讨论南部非洲、西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南亚、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此外，他们还特别针对散落在全球各地的海洋区域(the Oceans)文学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其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迄今为止的同类研究中独树一帜，是一部具有示范意义的著作，对于今日同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的宗旨是研究新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文学批评趋势和走向，我们部分地借鉴了赫尔吉森等人的思路，将全书的主体部分分成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非洲和加勒比八章，每章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20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走向进行研究。在这个被统称为世界英语文学的大谱系中，英语文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各不相同的历史，彼此之间也极不平衡。作为英国全球殖民扩张的产物，不同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于英语文学的态度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英语文学不仅起步较晚，在所在国家和地区受到的诟病也最多，关于英语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传统形成更晚。与英、美等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相比，各国批评家在研究所在国家和地区英语文学时所关心的间题大相径庭，虽然他们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技术面前思考的问题正在日益接近，但是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当然，按照美国批评家弗兰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说法，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今天的文学阅读进入了“远程阅读”的时代(Moretti,2000:48),我们希望，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既要观察到它们之间的同，更要考察它们之间的异，站在时代的高峰眺望，努力寻找趋势和规律性的方向，以期为学界同行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引，相信这样的指引能为以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切实有用的资料。 作为世界英语文学的起点，英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源远流长。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到18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再到20世纪的新批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文化唯物主义等，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可谓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雄霸世界百余年的大英帝国让位给了美国，在美国主导的英语世界当中，英国及其英联邦体系努力维持着自身的体面。在文学批评方面，20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文学批评紧随欧陆和美国的步伐，完整地见证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兴起，更见证了“理论”勃兴之后的衰落。新世纪以来，英国文学批评界学者在新旧各种潮流面前，努力探索，他们积极思考“理论”之后是否或如何重构一种崭新的新美学主义。面对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逆写”文学，他们努力思考着后帝国时代的回应。在后殖民理论风靡全球之际，他们思考着是否和如何将这些理论用于英国本土文学的解读。在计算机数字技术到来之际，他们也在思考如何像其他国家的批评家一样在文学研究领域持续地与时俱进。 美国文学批评兴起于19世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的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带来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早期勃兴。19世纪后期，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为美国文学及其文学批评开启现代进程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全面开启了与欧洲的同步发展，先是新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面吸收来自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影响全世界的“理论”大发展时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鼎盛一时的“理论”逐渐消退，新世纪的美国文学批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了新的探索之旅。在“理论之后”,美国批评家们继续对于“理论”的反思，针对激进的阅读方式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他们积极探索新的出路。在全球化的带动下，他们更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文学的跨国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努力探索建构新的文学批评范式，取得了许多成果，对世界多国英语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众多的英语国家当中，加拿大独具特色，因为它是一个双语国家。20世纪中叶，在建国一百周年之际，加拿大的英语文学批评开始兴起。文学理论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1957)和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A Thematic Guideto Canadian Literature,1972)的出版标志着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走向成熟。早期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关注加章大文学的民族性，关注加拿大的地理环境以及殖民历史对于文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欧美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加拿大文学批评的空间日益得到拓展；新世纪以来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日渐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形成了主流文学批评、原住民文学批评、流散文学批评等各种声音汇合而成的多元格局。这一时期的加拿大文学研究在后殖民理论的冲击下，对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多元文化主义国策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反思，对于加拿大在新时期的英语文学运行机制和体制等给予了批判性自省，此外，批评家们对于加拿大文学中的原住民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思考。 早期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20—30年代，鼓励澳大利亚作家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批评开始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左翼文学批评与民族主义批评携手并进，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运动。20世纪中叶，随着澳大利亚文学逐步进入大学课堂，一种本地化的学院化“新批评”开始出现。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欧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进入了自己的“理论”时代，其间，新民族主义的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文学批评与新兴的形式主义批评同步发展。1989年，由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推出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首次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带到了世界英语文学研究的前沿。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文化战争”之后，“理论”在澳大利亚走到了尽头。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形成了新的动力，此外，他们还在跨国和跨学科研究、认知批评以及立足原住民视角的“白色批判”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为新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西兰文学批评的历史大致始于20世纪40年代，与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的早期文学批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民族主义文学。20世纪60年代，新西兰的文学批评随着新西兰大学教育的大幅拓展而迎来了发展的机会，大学文学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一批训练有素的文学评论家的出现，让新西兰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在20世纪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新西兰文学涌现了包括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和珍妮特·维尔森(Janet Wilson)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批评家，新作迭出，至少在文学的身份研究、跨国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和体制研究四个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新西兰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印度英语文学是东南亚英语文学的一部分，而东南亚英语文学是世界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英语文学于18世纪发轫，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特别是1981年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之后，一大批新的英语作家陆续崛起，为印度英语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在批评方面，印度在过去的100年里推出了一大批知名批评家，其中包括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斯里·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Coomaraswamy)、K.R.斯里尼瓦萨·伊颜加(K.R.Srinivasa lyengar)、R拉尔(PLal)、C.D.那拉欣海亚(C.D.Narasimhaiah)、克里希那·拉延(Krishna Rayan)、米纳克西·马克吉(Meenakshi Mukherjee)、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等。从批评的方法来看，印度英语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民族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美学主义、多元主义等。新世纪以来，印度英语文学批评家持续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批评家也出版了评论著作，特别是在小说方面研究成果丰硕，引起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关注。从内容上看，新世纪印度英语文学批评的成果中有对印度英语文学的历史回顾和评论，更多的是对新时代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内容广泛涉及印度文学的主体和美学特征。新世纪以来，印度英语文学批评家热情关注作家笔下的民众和社会现实书写，同时对印度英语作家融合本国文学传统与西方叙事艺术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深刻的研究： 非洲英语文学以钦努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首部长篇小说《崩溃》(Things Fall Apart,1958)出版为标志，开启了全面崛起的步伐。20世纪下半叶，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众多的非洲国家，英语文学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非洲英语文学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尼日利亚的阿契贝、奥比亚均瓦·瓦里(Obiajunwa Wali)和塞拉利昂的埃尔德雷德·D.琼斯(Eldred D.Jones)。20世纪70—80年代，非洲英语文学批评家关注的话题包括文学的功用、非洲文学的口头传统、英语文学创作的环境、非洲的本土诗学、创作语言和文学体裁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后，非洲英语文学开始受到英美等国学界的影响，关于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都逐步跟上了国际的步伐，立足非洲英语文学的理论探索快速发展。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之外，批评家们从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以及酷儿理论的视角出发，推出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可谓一步赶上了欧美文学批评的最新潮流。2007年，特竹莫拉·奥拉尼延(Tejumola Olaniyan)和阿托·库诶森(Ato Quayson)主编出版的《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文选》(亦称《非洲文学批评史稿》,African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对于20世纪中叶之后非洲英语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梳理和回顾。2019年，莫拉德文·阿德君莫比(Moradewun Adejunmobi)和卡里·库切(Carli Coetzee)主编出版了《劳特利奇非洲文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teratare),该书重点聚焦新世纪以来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新开拓，特别是在非洲英语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主体性政治、非洲作家新时代的旅行与身份、非洲英语文学中的人与动物关系书写以及非洲英语文学对于人类认知和情感的关注等方面，不仅将新世纪以来的非洲英语文学批评中极具个性的特点呈现在世人面前，更努力立足自身经验建构属于非洲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 加勒比地区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包括安提瓜与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和波多黎各等。加勒比地区英语文学的早期兴起始于20世纪中叶的“疾风作家”(the Windrush writers),70年代以后，在简·里斯(Jean Rhys)开始在英美等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受到关注的同时，包括V.S.奈保尔(V.S.Naipaul)、乔治·兰明(George Lamming)、威尔森·哈里斯(Wilson Harris)等“疾风”小说家以及同时代的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ithwaite)和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等诗人也开始在英美等国受到广泛关注。20世纪80—90年代，加勒比地区的英语文学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开始同步兴起，但研究重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上述经典作家及其作品上。21世纪以来，随着加勒比英语文学日益受到越来越多英美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加勒比英语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大幅拓展，这一时期的批评重点在重写文学史、重读经典作家、关注边缘文学和探索加勒比本土文学理论方面，并取得了一大批的成果，将加勒比英语文学批评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梳理和研究21世纪以来不同英语国家与地区的文学批评趋势，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一些显著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首先，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的英语文学批评同根同源，在关注的话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此五国之中，英美两国依然更多地扮演着引领学术时尚的角色。在英美两国，新世纪的批评家们对于以历史语境主义为特征的“理论”进行的反思是一大特色，对他们而言，思考后“理论”时代的出路是一个重要任务，他们在全球化、科学技术进步之中寻找思想灵感，最终在跨国文学研究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率先取得突破。21世纪，英美两国的这些经验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生了影响，近20年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语文学批评积极探索，努力追赶英美的脚步，并保持与之同步。不过，新世纪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批评家们除了学习英美两国之外，也开始积极思考和凸显自己的特点，他们近年来大力推动的本国文学体制研究的背后让人看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除此之外，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原住民文学和本国原住民文学，这让他们在跟进英美的同时具有了自己的国家特色。印度、非洲和加勒比的英语文学是被殖民历史留下的产物，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蹂躏之下幸存了下来，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文学相比，他们更加真切地感到只有他们的英语文学才是一种后殖民的文学。与他们的文学一样，文学批评是助推国家在新的时代走向独立自由的文化武器，21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清晰地展示了它们独特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的印度、非洲和加勒比英语文学批评所呈现的不是一种试图回归过去的反动，相反，它们立足本土经验，走出了一条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极具启迪意义的道路。当然，作为英语世界的成员，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与印度、非洲和加勒比之间并非完全没有相似和交叉，例如英国批评家与前殖民地批评家之间在“逆写”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批评内容和方法上有着广泛的交集，英国与印度批评家关注后殖民的立场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启示，英国与加勒比地区的批评家对于重读经典的现象表现了非同一般的兴趣，加拿大、新西兰和非洲地区在新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对身份问题表现了相同的关注，等等。 21世纪，不同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批评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一种回望历史的思考，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实践，一个显著的标志是21世纪的英语国家文学批评和研究高度关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鲍姆巴赫和纽曼指出，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和政治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环境问题所凸显的“人类纪的混乱”,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正义、人权、伦理和国家安全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世纪的全球英语小说显著反映了作家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关注。他们认为，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亟待与作家们一起与时俱进，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建构适应新时代文学的批评话语。新时代的世界英语文学大多在跨国语境中写成，这个时代的作家对于世界格局和人类共同命运有着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敏感，新世纪英语国家的批评家因此高度关注以英语为代表的语言，不少批评家更对一度由英国主导的全球殖民和当代英美主导的全球化和新殖民进程保持着警惕，他们在阅读当代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多了对于人类过去遭遇的不平以及至今依然存在的不公正的解读；21世纪，英语国家的批评家关注“抗议”文学和文学中的激进运动，积极思考文学在建构共同叙事以及在社会、政治和人类情感方面塑造生活环境的功能；21世纪，英语国家的批评家关注文学文本与不同读者的关系，关注心理学和文学的认知科学，关注他们在文学阅读中的认知和情感能力的变化，关注文学对培养人们理解他人、与他人共情的可能性(Baumbach & Neumann,2019:10-14)。鲍姆巴赫和纽曼的上述观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21世纪世界英语文学批评的趋势和走向提供了指引。 21世纪的世界英语文学批评强调数字技术，数字条件下的文学研究关注“远程阅读”的意义。毫无疑问。“远程阅读”有它的好处，因为它让我们通过技术的望远镜实现了对于宏大研究对象的遥瞰，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样的阅读注定是粗略而非深入细致的。在本书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的“远程阅读”之中同样存在一些遗漏，从国别和区域上说，我们的研究未能涉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同时，我们也未能就南太平洋岛国的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库克群岛、瓦努阿图、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帕劳、汤加和图瓦卢等国的英语文学研究情况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两个地区的众多国家与印度、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一样同是前英殖民地，更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形成颇有规模的英语文学；90年代之后，不少地方也涌现了一些优秀而有影响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新加坡的唐爱文(Edwin Thumboo)、马来西亚的苏珊·Y.纳吉塔(Susan Y.Najita)、萨摩亚的阿尔伯特·温特(Albert Wendt)和汤加的艾普里·郝欧法(Epeli Hau'ofa)等。他们立足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各自地区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一个更加完整的21世纪世界英语文学研究版图上应该对这些新的发展有所反映。与此同时，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牙买加、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众多国家之中，英语文学批评和研究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与特色，要全面完整地反映世界英语文学批评的最新方向，对于上述这些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应是必不可少的。梅格·塞缪尔森(Meg Samuelson)认为，散布在世界各个岛国中的文学常常别具一种海洋文学(literature of the oceans)的特色，在这里，人们因为海水的联系反而变得非常紧密；海水的特点是流动不居，海洋无视界限，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不会把欧洲放在世界的中央，更不会把自己看作世界的边缘，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体现融合、连接和世界主义，在海洋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批评注定是独具特色的(Samuelson,2020:375)。 想撰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多年前就萌生了，2012年，我以《“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走向》为题撰成一文，该文次年在《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之后受到《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2019年获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优秀文章”。此后，我一直认为，应该对整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置身于新世纪，我们的外国国别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对各自熟悉的地区和国别文学批评走向进行持续的研究，以便掌握世界大势，同时也为我国未来的世界文学研究提供最新的动态资料、莫定新的基础。《世界英语文学批评新趋势》正是这一思想的一次落实，更是十年前的一个研究课题的拓展和延续。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我们组建了团队，团队的成员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六个学生，他们分别是；黄芝、袁霞、王丽霞、张艳、徐天予和赵筱。实际参加本书各部分写作任务的人员分工情况如下：前言(王腊宝)、英国(王腊宝)、美国(王丽霞、王腊宝)、加拿大(袁霞、王腊宝)、澳大利亚(王腊宝)、新西兰(赵筱、王腊宝)、印度(黄芝、王腊宝)、非洲(徐天予、王腊宝)、加勒比(张艳、王腊宝)、结语(王腊宝)。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部分阶段性成果在重要的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一些成果通过国内学术期刊得到先期发表，在此，我们对《当代外国文学》《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和《外国文学研究动态》等表示由衷的谢意。我们希望此项研究能在我国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中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这本小书对于帮助新时期的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同步掌握世界文学研究前沿做出微薄的贡献。 王腊宝 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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