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原理，展现了影响西方检察官制建构的历史情境与政治条件，分析了两大法系检察官制存在的类型性差异，同时解读了造成这种差异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根源。本书认为，西方检察官制的起源与中古后期西欧刑事问题解决方式向“国家化”检控机制的变迁具有内在关联，以作为新生事物的民族“国家”合法地取得对刑事问题的支配权为政治前提。正是在各自不同的政治理性化进程中，西方逐渐形成了以法德为代表的官僚制形态的职业型检察官制和以英美为代表的反官僚化的检察官制。 本书适合法律大专院校学生、教师、从事检察制度研究的人员及对西方检察制度感兴趣的人士。

一、 国内检察研究多为诉讼视角的内部研究 在我国法学研究的传统领域，相比于苏联以法律监督为特色的检察体制，西方检察制度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学者们讨论检察制度大致上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种是在宪法学中以苏联的制度为主要模本，探讨中国检察机构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所履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以及这种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另一种主要是诉讼法学家对检察机构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工作及其与其他诉讼主体的关系等做的内部视角的研究。老一辈学者中研究检察制度的典型代表是王桂五先生，参见王桂五：《人民检察制度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后来，随着法学研究的开放与发展，西方国家发达的刑事正义理念与程序制度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刑事司法程序领域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程序正义理论成为法学中的“显学”。这方面的突出进展集中体现为李心鉴、陈瑞华的一些研究成果，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西方刑事程序制度背后的宪政理念和法治内涵得到重视。刑事诉讼的内涵不再仅仅被步骤、方式等枯燥的词语覆盖，也不再只是辅助性的次要的规则。相反，西方国家规制与平衡刑事司法中各类诉讼主体权力的机制及其背后的理念逐渐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类研究不仅有助于纠正很多传统偏见，更为重要的是，术业有专攻的部门法学者以程序正义问题为切入点所做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刑事司法制度研究范式的合理转型。 正是在法学研究的整体开放过程中，人们对西方检察制度的情况得以有更多...